探討歷史上的貨幣問題，令人愛恨交織、如癡如醉。
一方面，貨幣作為流動性很高的商品、資產，其流通狀況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面相。布羅代爾曾說：“談到貨幣，我們就登上了高級的層次……無論何地，貨幣莫不介入全部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在貨幣史分析中總是充滿了不少的誤解和錯誤。凱薩琳•伊格爾頓等認為，以貨幣為寫作物件極容易誤入禁區。
中國貨幣史蘊含豐富的內容，既存在著如彭信威所論的較為穩定的一面，即小額銅錢作為中國貨幣史的底色，重量、形制不僅長期較為穩定，流通時間維持近兩千年；也存在著不為人所熟知的富有變化的一面，即大額交易手段經歷四次明顯的更迭：從發軔于戰國、貫穿秦漢的“黃金時代”，過渡到秦漢至隋唐時期的“布帛時代”，繼而轉變為宋代至明前期的“紙鈔時代”，最後以明中葉以降、流通近500年的“白銀時代”為收尾。
每一次大額貨幣時代交替的背後，俱與當時的市場經濟發展、貨幣財政制度變遷、政治局勢變動等因素息息相關。某些轉變，甚至是驚心動魄的。
“白銀時代”即是此種典型。
並未切中要害的“誤解”
“白銀時代”為何會最終奠定於明代前中期？一直以來是個萬眾矚目的焦點問題，不僅國內外學者對其有深入的研究，某些網路論壇相關的爭議也非常熱鬧。可惜的是，學界內外對此問題卻充滿了不少的誤解，總結起來，不外乎以下幾點：
（1）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白銀時代”形成的主因，尤其是中國手工業品大量出口導致海外銀大量內流，加速了這一過程的形成。
（2）明初國家發行的寶鈔由於不兌換紙幣，發行制度方面存在嚴重缺陷，導致急速貶值，加上銅錢鑄量稀少，故白銀逐漸替代它們，形成“白銀時代”。
（3）明代歷時漫長的賦役財政改革都朝著折銀化的方向發展，結果貢賦體制嵌入白銀的運作，形成白銀財政。
（4）宋代以來就存在白銀貨幣化的強勁趨勢，歷經金、元時期的發展，明代確立了這種趨勢。
（5）海外白銀大量流入中國。
不可否認，這些答案有不少合理之處，但許多解釋似是而非，並沒有切中要害。
“白銀時代”的主角是貴金屬稱量銀，它是形制不一的稱量貨幣。在幣制發展史上，稱量貨幣實際落後於鑄幣。
這是因為：稱量銀在每次交易過程中需要辨認成色和重量，形態多元，故民間交易時需多自備稈稱，非常費事，極大提高了交易成本。
稱量銀與作為普通商品銀的界限沒有脫離，所以在諸多場合中表現很像實物，對更高層次貨幣信用的發展有遲滯作用。此外。稱量銀還存在價值尺度功能容易失衡、混亂，導致價格表現失靈等特點。
形形色色的稱量銀
綜合而言，稱量白銀是一種具有原始特徵的實物貨幣。
而稱量銀逐步崛起的現實，實際背離了中國貨幣思想史的主流。
中國人一直以來主要信奉“貨幣國定論”（即先王造幣說），認為君主掌握貨幣權柄不但昭示著國家的權威，背後還存在著利權（認識到鑄幣稅於財政的益處）。
但稱量銀自下而上崛起於民間，貨幣的主導權實際操縱在中間勢力階層手中，國家沒有很大能力干涉此種貨幣。這種狀況曾在嘉萬時期引起了政府上層激烈的討論。
再者，稱量銀的崛起不是由商業經濟發展促動，而或許是貢賦體制及政府官員欲求的結果。
萬志英指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中國（1570年代）前，中國社會就存在著明顯的白銀時代轉向。
史載，中國的“白銀時代”開啟於明代正統、景泰之際，顯著于成化、弘治時期，奠定于嘉靖、萬曆時期。“白銀時代”啟動的正統、景泰之際，是不是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呢？
明朝疆域
恰恰相反，此一時期是實物經濟體制逐步解體、商業經濟歷經困頓處於低谷發展的時期。
劉光臨在其最新的論著中羅陳物價、工資、長途貿易、水運體系等資料表明，直到16世紀，明代社會依然是個實物經濟色彩濃厚、市場零碎化嚴重、商業經濟規模十分有限的社會體。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竟穩步崛起了一種比銅錢更加貴重的稱量貴金屬，對平民百姓而言顯得過分貴重了。
可見，一種較為原始落後的稱量形態銀，自下而上逐步崛起，其主導權主要操縱在民間勢力手中；一種背離了中國貨幣思想主流、與政府的貨幣政策存在衝突、與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並非暗合的貨幣崛起，顯得頗不尋常。
緣何明代會出現愈演愈烈貨幣白銀化現象，且一發不可收拾呢？
原因非常複雜，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明初奠定的經濟制度與貨幣體制，背後原因需追溯至元明變革。
為什麼會是明代？
金元的入侵嚴重衝擊著宋代繁榮的商業經濟，解構著商業運轉的內在機制，尤其以蒙元的入主中原為顯著。
蒙古入侵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嚴重銳減，北方經濟從而陷入長期的蕭條，導致南北經濟出現嚴重的失衡。
更重要的是，明初政府對蒙元國家動員體制與諸多經濟制度的承繼、變革，加速催生了洪武型經濟體制的誕生。而明初洪武型經濟體制的確立及其崩塌方式，應該說是理解“白銀時代”為何會最終形成於明代的關鍵鑰匙。
蒙元國家的統治疆域極其廣闊，其對商業、宗教採取包容政策，政府強力推行單一紙幣制度，初期以銀或絹為本確立信用，財政的貨幣化率很高。
蒙古貴族擁有特許商人“斡脫”階層為其聚斂金銀財貨，並跨洲際經營商業。從表面上看，蒙元帝國似乎確如杉山正明所論的那樣，是個奉行重商主義空前活躍的海陸帝國。
但龐大帝國內部卻存在著一組矛盾：與廣闊統治疆域區域相伴的，是一個及其缺乏整合的多元經濟系統。
在帝國內部，遊牧經濟、商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等多種方式並存，南北經濟失衡的問題突出，水運交通系統大大萎縮，財政的徵收越來越受紙幣貶值的破壞，加之遊牧民族獨有的經濟方式大量存在等問題暗示著蒙元帝國的經濟基礎不僅不夠堅實，且存在很大的脆弱性。
因此，具有中古特點的軍屯制度、官田制度盛行，經濟格局的失衡導致江南成為長期的重賦區，單一紙幣走向不兌換、貶值加快使得國家財政日趨實物化，粗俗的統治管理方式使得元代國家治理能力後期不斷下降。
元明之際崛起的朱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深受蒙元制度的影響，然朱元璋一直銳意革新蒙元的許多做法，在這一正一反、一張一弛的舉措之下，加上洪武一朝政局發生多次演變，使得元明之際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歷史變革。
變革的標誌是，朱元璋立國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策被不少學者歸之為為“洪武型經濟制度”。黃仁宇強調，此種經濟體制的特點是保守且難以適應經濟的變化，組織技術不發達，賦役稅收多元、混亂。統治者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農村社會。
劉光臨直斥此種經濟體制實質就是國家利用專制手段（如裡甲戶籍制度）嚴格管控土地和民眾與社會秩序，防止社會流動，實施全面性的實物勞役型財政取代貨幣化稅收，利用不兌換紙幣管制價格，利用官田政策、強制遷移政策及重賦政策等打擊富民商人階層，嚴禁海上貿易，壓制商業市場，使得社會全面倒退至實物化階段，力圖重塑一個平均主義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圖景。
萬志英雖不同意此種較為激烈的定型，但也認為明初統治者十分反感商人、市場，其一系列政策導致市場發展陷入低谷。劉志偉也指出，明初的經濟統制帶有“畫地為牢”的色彩。
為什麼崛起的是白銀？
洪武型經濟體制幾乎沒有商業市場發展的空間，換言之，也就沒有正常貨幣發展的空間。但洪武朝卻強力推行了單一的不兌換寶鈔制度，且維持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以上。
這又作何理解？
檀上寬認為，寶鈔是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經濟措施，意在將南人政權快速推廣至全國的舉措之一。不僅如此，明初奠基的貨幣體制呈現出的是一種強力的貨幣秩序，而非制度，表現在：
第一，強力執行單一的不兌換紙幣制度，幾乎只執行財政上的支付功能，甚少回流管道，與社會經濟發展脫節。
第二，全面禁止民間銅錢、金銀的流通，力圖壓制地域的流動性。
第三，官方利用寶鈔和實物勞役型財政運作模式管控價格。
朱元璋奠基的貨幣秩序與“反市場”的經濟制度一道嚴重擠壓了商業市場的成長空間，衝擊著貨幣的信用體系。
大明寶鈔
若非國家財政建立在全面性的實物勞役基礎上，貨幣流動性被極大壓制，濫發寶鈔制度將很快陷國民經濟於崩潰的危機之中。
儘管如此，洪武的經濟貨幣體制造成了長期的影響：
一是商業市場歷經打擊，極度萎縮，恢復進程十分緩慢；
二是中國歷代運轉較為良好的國家兩種鑄幣——銅錢、紙鈔俱遭到了顛覆性的打擊，明代長期顯現有效貨幣不足、通貨嚴重緊縮的情形。
貨幣轉型勢必要發生，否則只會在緊縮與危機中迴圈。原因在於：
其一，實物勞役型財政建立在高額的成本代價之上，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走向崩解，代之以貨幣化的方式；
其二，洪武型經濟體制建立在國家強有力的控制和高強度的動員之上，後世政府難有此能力，故控制的鬆弛會帶來商業經濟的生存空間。
但為何最終崛起的會是白銀？
這是政府與民間經過曲折選擇的產物，甚至可以說成了最後唯一的選擇。
對朝廷來說，初期還是著力堅持挽救寶鈔，開展了好幾次規模浩大的救鈔運動，但因寶鈔的受領性極低、貶值迅速而逐步失敗。
其後，底層官員由於切身利益的損失悄然進行著折銀的手法，自身不僅尋求利益的甜頭，且越來越成為默認的做法。
後來，在更大範圍內，政府的中上層也開始認識到變通折銀的做法不僅更為有效，且更容易緩和因明初實物體制高額成本帶來的緊張感。
這背後折射出明初經濟體制的長遠問題，以及無效紙鈔嵌入財政領域必然會出現的某種結果，也彰顯了明初國家未能提供有效貨幣的極大缺陷。
而政府財政領域折銀改革的過程繁雜、漫長，其過程逐步體現了明初體制的緩慢崩塌、變異。
民間社會的選擇更為曲折。基層社會先是在銅錢禁令中恢復行用銅錢，結果迫使政府放開錢禁。然明政府在第一個世紀裡，有半個世紀禁止銅錢交易，另半個世紀沒有鑄造1枚銅錢，使得主要依賴唐宋舊錢的民間市場交易很快出現貨幣不足的問題。
明初銅錢
民間只好自發通過私鑄、析分好錢來彌補貨幣的不足，導致挑私鑄之風交錯而起，最後私鑄氾濫成災，無法收拾，私錢的價值最低竟跌至6000文值銀1兩。
良劣幣競擇的遊戲，其最後結果是當劣幣驅逐良幣（私錢驅逐好錢）達到一定臨界點，結果可能是另一種良幣開始驅逐劣幣（白銀替代銅錢）。
白銀於是成為最後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
當然，白銀儘管崛起于晚唐，顯著于兩宋，盛極于金元一時，落地於明前中前，若將此演進過程理解為線性發展結果，是有問題的。
白銀在明前期自下而上的歷程表明，當制度上層未能提供一種有效貨幣時，民間會存在自發解決交易機制的能力。
然而，應隨時隨刻注意的是，貨幣史上運轉頗有成效的兩種國家鑄幣何以會陷入一敗塗地的境地，即紙幣時代為何會在明前期急速消亡；銅錢經濟為何會難以振作；演化的背後不僅有貨幣體制上的直因，更有體制變遷的深遠背景。
參考文獻：
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515頁。
參見凱薩琳•伊格爾頓等：《錢的歷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頁。
參見拙文《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
明清政府為何不鑄造銀幣，而放任多元形態的稱量銀自由流通，是引起學者疑惑的“白銀之謎”。
參見戴建兵：《白銀與近代中國經濟（1890—193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41頁。
劉志偉、胡鐵球、丁亮等人俱有相關分析。
參見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參見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對一條鞭法折銀持批評態度的不少官員表達了此類看法，典型的是曾擔任戶部尚書等職的葛守禮。”
參見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興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此處參考了李治安關於南北經濟問題、劉光臨關於經濟衰退、市場缺乏整合問題、李壽元關於財稅和國家治理問題的分析。
參見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參見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
參見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參見Richard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2016.
參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裡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參見檀上寬：《明王朝初期的通貨政策》，《東洋史研究》1980年第39卷第3期。
關於這個過程，有興趣可參見筆者《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