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697——781)，陝西華縣人，武舉出身，曆仕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在平定安史之亂、解除吐蕃與回紇侵襲關中和首都長安的危機中居功至偉，“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出將入相，壽享八十有五，八子七婿皆朝廷重官，因其一身而系國家安危者達20年。史臣稱他“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始終，人道之盛，此無缺焉”（《舊唐書•列傳第七十》），自秦漢以來無人能與之比，可謂千古一臣。郭子儀何以能創造這種奇跡？忠誠、奮勇、恩信、功勳等不過是表像，凝結其中的乃是他過人的處世智慧，在於較好地處理了與皇帝、權臣（奸臣）、袍澤和盟友的關係，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以忠誠換取立功的機會，以無爭換得皇帝的..。安史之亂時，唐玄宗倉皇逃奔成都，太子李亨避駐平涼，在靈武另立朝廷。這裡正是郭子儀的地盤，一個月後，郭子儀與李光弼奉詔率全軍五萬步騎兵赴靈武護駕。當時朝廷初立，兵眾寡弱，對於平叛複國，君臣兵民無不感到希望渺茫。等到郭子儀全軍而至，軍聲遂振，朝野上下才感到復興有望。郭子儀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靈武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肩負著平叛複國的重任，成為國家的柱石之臣和皇帝的股肱之臣，由此奠定了他在朝廷和軍隊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從另一角度講，國家越是衰弱、皇帝實際控制力越差，對臣下的依賴就越強、期望就越高，同時，依託越深，疑忌也越深，股肱之臣也越容易被視為肘腋之患，那麼對於臣下的信任就越有限，這是時勢使然，不是以人的意志和良好願望為轉移的。
在專制體制下，忠誠不僅是任職的最嚴酷的的法律規制、最莊嚴的政治承諾、最崇高的道義追求，而且是最大的生存智慧。郭子儀無論功勞多大、地位多麼顯要，乃至受到朝廷多麼不公的待遇，他的忠誠一直都沒有動搖。這是他與其他功臣道義上更高尚、智謀上更高超之處。郭子儀處理與皇帝關係的策略概而言之，就是以義來體現忠，不與皇帝形成任何的對抗，不讓皇帝對自己存有任何的不放心。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孫子兵法上的名言，歷代都被統兵者視為圭臬和臨敵制勝的法寶。但是，郭子儀則反其道而行之，從不抗旨。這不是郭子儀的愚忠，而恰是他的大智慧。因為他深知，君心難測、佞臣滿朝，一旦自己對上意有所違拗，將讒言立興，自己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因而他“時方握重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征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舊唐書•列傳第七十》）。唐王室一方面對郭子儀賞賜巨多、封以顯爵、授以高官，但疑忌之心一直未嘗解除。一旦緊迫的軍情稍有緩解，就會毫不猶豫地削除他的兵權，肅宗、代宗莫不如此。
唐代宗一即位，就聽信宦官程遠振的讒言，罷免了郭子儀兵馬副元帥的職務，讓他給肅宗監修陵墓。可以說，郭子儀錶面上非常受寵，實則常常蒙冤。對於自己所受冤屈，他沒有憤懣言行，而是將唐肅宗慰勉、獎賞他的一千餘首手詔敕書裝訂成二十卷，呈奉給代宗，巧妙而和婉地辯明自己的忠誠無私。唐代宗感到大為慚愧，下詔說：“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同上）但是，到底還是沒有授予郭子儀兵權。直到吐蕃寇亂京師，唐代宗出亡陝州避敵，才不得已又令郭子儀統兵禦敵。等到京師收復，唐代宗說：“朕用卿不早，故及如此。”（同上）並賜給鐵券（免死牌），圖形于淩煙閣，表示信任不疑。除了不怨之外，區別于一般忠臣之處就是不針對皇帝的過失而強諫。他唯一一次進諫是針對唐代宗因畏敵而聽信佞臣之言想遷都洛陽的，可以說是對事不對人，因為道理闡釋得非常明晰、透徹，代宗欣然採納，並且稱讚他說：“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同上）
總而言之，郭子儀處理與皇帝關係的準則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忠，而是江湖意義上的義。忠偏重於捍衛道，主張“明其義不謀其利，正其宜不計其功”，致力於要匡正主上的過失，容易引起和激化君臣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臣下可能因失去主上的歡心而遭至疏棄甚至殺身之禍，以致失去效忠的基礎；義則在忠的前提下偏重於忠君，注重事功和結果，旨在不違逆主上之心，成就朝局急務，容易回避某些矛盾，保持君臣之間較為良好的關係，獲得建功立業的機會。
二是超脫忠奸之爭，避免和淡化內部傾軋，為報國赴亂贏得機會和餘地。忠奸之爭是專制王朝久演不衰的連續劇，由於其既充滿慷慨激昂、以天下為己任的正氣，又充滿陰謀和懸念，特別容易觸動人性中好鬥的動物本性，因而歷代的忠臣和奸臣都如飛蛾撲火般血脈賁張地投身到這種血腥的角鬥之中。其結果往往是傾軋不斷、內耗不止，整個國家也就在這種無休無止的爭鬥中衰弱下去並最終滅亡。我國的政治文化往往激發和推崇這種忠奸之爭，認為忠奸如“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而所謂忠臣往往也有一種天真的想法，即認為主上全是因為奸臣蒙蔽才昏庸，只要除掉了奸臣，才能輔明主、興偉業，因而總是前赴後繼、奮不顧身地與奸臣進行誓死決鬥。但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是，忠臣儘管具有道德上的優勢，並有文化、輿論和民意的支持，卻往往忠不敵奸，更多時候是忠臣被奸臣鬥敗，以致人亡政息。
謎底何在？在於奸臣代表了皇帝隨心所欲的意志，只要專制制度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其個人意志尤其是邪惡意志缺少制度性的有力有效約束，其結果必然是奸臣當道，忠臣受抑。對於這一謎底，許多忠臣看不透，陷身於註定要失敗的忠奸紛爭之中，其結果雖得到了忠貞的名聲，卻與國事無補。郭子儀的過人之處或者成功之道，就是超脫忠奸之爭，與朝內公認的奸臣魚朝恩、程元振、元載、盧杞等輩虛于應付、妥於周旋，力求縮小對立面，能忍讓處主動避讓，不形成直接衝突，不激化矛盾，以達成自己禦敵寇安社稷的最大目標。他深知，任奸與任忠是皇帝的專制本性和運權策略，與奸臣鬥，不僅難有勝算，而且未有終局，糾纏於忠奸之爭，在國家多難的時節，只會加重內耗，遲誤國事。而如果奉行江湖共生的原則，彼奸自奸，我忠自忠，魚行魚路，蟹行蟹道，或許能為解決國家急務保持某種起碼的條件。
對於這一點，史書著墨較多，且描述很生動。如，唐代宗寵信的宦官魚朝恩為監軍（觀軍容觀察使），與郭子儀具有直接的制衡關係，他妒忌郭子儀的平叛之功，多次進讒言，以致郭子儀被解除兵權。但郭子儀仍然與他保持一種禮儀上的交往，防止合作共事關係的破裂。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請他遊覽章敬寺。奸相元載恐怕他們二人相互結納，對自己不利，就派人密告郭子儀說：“朝恩謀不利於公。”並把這話傳給郭子儀的一些主要將領。諸將請求帶三百甲士護衛，郭子儀不以為意。他說，我是國家大臣，他沒有天子之命，怎麼敢害我？如果是奉命而來，你們難道還敢抗命嗎？於是就只帶著幾個家童前往。魚朝恩一見，非常驚訝他的隨從這麼少，郭子儀就把聽到的話告訴他，並說：“恐怕您多心和費心。”魚朝恩大為感動，拍著胸脯、捧著郭子儀的手流泣說：“若不是您有長者之風，能不產生猜疑嗎？”（《資治通鑒•唐紀四十》）
大曆二年十二月，郭子儀父親的墓葬被盜，盜墓者沒有抓到，時人多知道魚朝恩素來嫉郭子儀之功，猜測可能是他指使，郭子儀也聽說了這些議論。不久，他從涇陽前線入朝，議者以常情度之他會借機發難，朝局會為此震動，公卿深為憂慮。不料，郭子儀一見皇上提起此事，竟號泣說：“我領兵時不能禁暴，放縱士兵掘人墳墓。這是我的不忠不孝遭到上天的譴責，跟別人的加害無關。”（《舊唐書•列傳第七十》）此舉不僅反映了郭子顧全大局的心胸，尤其反映了其息事寧人、釋解嫌疑的智慧。唐德宗時，盧杞為禦史中丞，擅權用事，人皆知其奸。盧杞貌醜，未發跡時，時人多嘲笑輕看他，因而報復心極強。郭子儀平時會見賓客，姬妾不離左右，可是盧杞來探望，他卻摒退所有姬妾，單獨見他，顯得非常莊重。家人問其何故，郭子儀說：“盧杞相貌醜陋而心機險詐，婦人輩見到他必然會取笑。他日盧杞得志，我們全族都將不得倖免！”（《資治通鑒•唐紀四十》）郭子儀善於與奸臣周旋，不以忠奸劃線，而唯以利害作為考量，可謂深得江湖生存規則的真諦。
三是禦下以寬，不拘泥于常法，唯以獲取將心兵心、克敵制勝為最大目標。郭子儀的尊崇和實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深得將士之心。在安史之亂後長達二十餘年的軍旅生涯中，他數次被解除兵權又數度被起用，每次奔赴軍營，他都輕身前往，對於虎狼之師都能夠隨心駕禦、指揮如意。像李懷光等老將有數十人後來都成為王侯重官，但郭子儀對他們“頤指進退，如僕隸焉”（《舊唐書•列傳第七十》）。時論郭子儀與李光弼齊名，威略不及李光弼，但在寬厚得人方面又優於李光弼。將士都喜愛郭子儀的寬厚，而忌憚李光弼的嚴厲。李光弼每當發佈軍令時，手下將士都不敢抬頭看他。但他軍中也因此激起過兵變，彈壓不住，最後由郭子儀前往才穩定了軍心。禦下寬厚，是他治軍的最大特點。
治軍嚴明是我國從古到今的主流治軍思想，但郭子儀卻因時制宜，反其道而行之並取得了事實上的成功。其成功依據在於，當時國家殘破，內有反叛，外有強敵，藩鎮割據，國家對軍隊既沒有強有力的供給保障和強有力的控制，也缺少道義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如果拘泥于常法治軍，單靠法令嚴明，就難以有效激勵將士甘冒鋒刃，捨身破敵，而必須激之以義、養之以利、酬之以官、待之以寬。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是以爵酬功，提攜將才。郭子儀局量寬宏，不嫉部下之才、不掠部下之功，出以公心向朝廷推薦將才，李光弼、僕固懷恩、李懷光等當時名將重臣都有賴於他的推薦，“參佐官吏六十余人，後位至將相，升朝秩貴位”（同上），因而部下都樂於服從他的指揮。二是因時就勢，取法乎寬，儘量考慮兵士的基本利益。當時的一個普遍做法是，為激勸士卒攻城涉險，往往答應在破城之後可以擄掠財物。這不應是名將治軍所為，很不合道義，但郭子儀基於當時的軍情軍心，也如法炮製。史臣對此基本作了正面評價：“……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舊唐書•列傳第七十》）所謂“必得士心”，不過是允許士卒擄掠而已。郭子儀這樣做情非得已，因為國家不能養卒，統軍已形成行規和陋規，不如此軍隊就難以統帶，為了驅卒與敵死戰，就不得不放鬆某些軍紀約束，採取一些不合常法乃至不合軍法國法的手段，甚至一些飲鴆止渴的手法，以達到戰勝強敵的目的。為籌集軍用物資，他還允許軍士盜掘墓葬。此外，為克服軍糧短缺的難題，郭子儀還帶頭耕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結果，“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九》）。他統兵禦敵靠的不僅是軍事韜略，重要的還有江湖手腕，正道、奇道並用，這是他比李光弼等其他名將更為成功之處。
四是待盟友以誠，激之以義，邀之以利，化敵為友，以敵制敵。安史之亂時，唐朝北有回紇、西有吐蕃，它們見到唐朝內亂迭起，都有輕慢和襲擾之心。但若與之為敵，必將內外交困，國家會迅速敗亡。而假若能與之結盟，甚或能與一方結盟，不僅能有助於平定內亂，而且能達到以敵制敵，維護邊境安全的目的。唐朝能夠平定安史之亂，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於借助了回紇的力量，郭子儀參與了借兵回紇並與其共同作戰的全過程。郭子儀深知與周邊少數民族結盟的重要性，著意與其首領進行結交。回紇人重財尚氣，他疏財仗義，廣與歡飲，結下了很好的人緣。他兩次從安史叛軍手裡收復兩京時，帶領過借來的回紇兵，在回紇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紇人一向稱他為郭令公，表示對他的尊敬。後來，唐朝叛臣僕固懷恩詐稱唐朝皇帝和郭子儀已死，結聯回紇和吐蕃向唐朝大舉進犯時，郭子儀利用先前與回紇人的友誼，僅帶十幾人免胄進入回紇軍營，說服了回紇首領，於是唐與回紇聯兵，在靈武台西原大破吐蕃，斬首5萬，生擒上萬人。
唐德宗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郭子儀以85歲的高齡辭世。綜觀郭子儀的一生，其忠義之節令人感佩，卓著功勳令人仰慕，無上榮寵令人豔羨，史臣評價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而報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舊唐書•列傳第七十》）但是，也應看到，他身逢亂世，能夠功成名就，靠的不僅是忠貞的品節、雅正的風骨和純真的心地，關鍵的還有他處世如用兵，講究以正合、以奇勝的江湖智慧。強調這一點，只是想揭示歷史背景的複雜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的思想動機和行為方式的晦澀性，同時想說明，郭子儀這個歷史經典標本在今天具有不可複製性，他的個人榮耀也映襯了一個衰弱王朝可悲可歎的慘澹境況。儘管他的品節和功績在今天仍值得感懷，但他的江湖智慧和江湖生存方式在今天卻不能如法炮製，這是讀史者應該著意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