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期最後一堂課下課後，S追過來：「老師，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跟你講。你這一年辦理的『讓世界走進校園』太棒了，一定要繼續辦下去。」
去年校長詢問，是否有引進大學外籍生進入校園的可能，試試看，竟然真的辦起來了。這一年共有二十個國家的外籍生，在午休時段與自由報名的學生互動。S雖已是高三生，仍幾乎場場參加，而且還和立陶宛、法國的外籍生結為好友。
S喜歡交朋友，國二時幫我接待德州參訪生，高一時參加模擬聯合國，還與我一起參訪波士頓姊妹校；高二時參加國際人權會議，甚至和人權大使，國際名模Melany Bennett成為莫逆，兩人一起泡湯，一起交換心事。
「S，妳願意向這個世界伸出友誼之手，這個特質好棒，妳看，妳現在交友滿天下，生命好豐富。」我讚美她。
「老師，」S的眼神流露些許落寞：「國二時班上的同學看不慣我活潑的個性，一起孤立我，我開始變得沉默，有一陣子不再相信朋友。」
我完全理解S眼中的落寞，因為那實在太痛了。譬如讀高中時，有人放話要堵你，結果放學時沒有朋友與你走在一起；你向死黨透露對某個女孩的愛慕，一周後，死黨就邀這個女孩一起出遊；在成功嶺，你為保護同袍，舉發他被班長霸凌一事，結果同袍怪你多管閒事；又譬如你和班花成為哥兒們，你最好的朋友為了追班花，到處說你的閒話，最後你痛到整個學期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
這些痛，就像村上春樹緬懷老友的作品，《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日子》一書的破題句：「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那可怕的孤獨、難以置信的背叛、如影隨形的自卑，皆痛徹心扉，讓我一度以為，我永遠無法再相信朋友，傷口永遠結不了疤。
但慶幸的是，我的忘性比記性好，對友誼的渴望讓我一次又一次把縮回去的手再伸出去，走過苦澀青春，知命之年將至，朋友正扎扎實實撐起我生命最真實的重量：有兩個超過二十年的球友，不分炎夏寒冬，每周要一起鬥牛，相約鬥到不能動為止；有固定喝咖啡說心事的夥伴；有定期聚會「練瘋話」的高中同學；有一周不見一面，會想念對方的詩人；還有可以叫姊姊的同事。
每隔一陣子，我就會因為「幸福滿溢」，很「娘炮」的對妻子吐露心中感恩：「你老公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因為我擁有好多愛我的朋友。」
記得那日和詩人喝下午茶時，他戲謔道：「我告訴老婆，如果哪一天我出事了，你放心找蔡淇華就對了，他會處理好一切後事。」詩人和我都經歷過無數次友誼的背叛，但我們和年輕的S一樣，永遠相信友情，永遠相信「朋友是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也相信只要願意做一個更好的人，遠方必然會有另一個月亮，靠過來，和你湊成一個最美的──「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