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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發明的用語，在共產黨與習近平的領導下，所有非漢族之他族都被歸入中華民族，但習近平所做的卻是在中華民族的口號之下要將他族加以漢化，維吾爾族的清真寺被中國化就是一個典型。但是在歷史上，對於漢人這種將外族同化的思想，根據一個蒙古族出身的日本學者楊海英的研究，卻讓我們可以更了解其產生的淵源。

一、將「心不相同」的人加以同化
「非我族者，其心亦異」這句名言，是記載在《左傳》（春秋左氏傳）當中，這是一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非常古老的文獻。

簡而言之，這是說中華以外的人，其心與我們不同，所以他們是與我們不同的人，而這就是所謂的「異心論」。對於那些非我族類者，中國所出來的想法是，就是應該將之加以同化（這可以稱之為「同化論」）。



近代早期的日本人將歐美所說的Culture翻譯為「文化」。但中文的「文化」一詞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意就是讓對方「文明化」，或者說，讓對方「中華化」之義。換句話說，就是使之與中國人（漢族、漢人）同化。這個「中華化」也可以譯為「華化」或「華夏化」。

「華夏」這個詞，指的是「中華」本身，或是意味著是「漢民族」。對於中國來說，可以說將不同民族華夏化就是「文化」。但是因為日本人生活在漢字圈裡，所以這是日本人難以理解的例子之一而產生了將culture翻譯為文化的現象。

二、華夏用語的最初原型
或許接下來所談的會讓理解變得複雜，但最先說出「我們是華夏」的並不是漢人。五胡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亦即越過長城南遷的匈奴、鮮卑是自稱為「華夏」。

這是20世紀1990年代，NHK的後藤多聞對台灣中央研究院數位化的漢文典籍進行了徹底的檢索，而在五胡十六國時代的文獻中發現了最古老的「華夏」的用語。

隨著五胡十六國，亦即講突厥語系語言、蒙古語系語言的匈奴人和鮮卑人，大舉進入長城以南的土地，他們為了追求相互融合與共存，就自稱自己是《華夏》。

為了與居住在長城以南之地的漢人（proto Chinese，原初的漢人）進行交流，他們開始說一種皮欽語（pidgin language，一種可以在不同語言的使用者之間理解的混合語言，跟我們平常說的洋涇濱語很像）。它很可能是一個以漢語詞彙為基礎而將語法加以阿爾泰語化的語言，後來成為現代漢語的始祖。換句話說，漢語可以說是一種皮欽語，是基於民族融合的需要之下而誕生的。

那麼，生活在長城以南的原始漢人是如何因應北方游牧民族的到來呢？ 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為了逃離異民族控制，進一步向南逃亡，而成為了所謂的「客家人」。

三、改寫歷史的是漢人。
因此，前面所說的「華夏族」是不是稱自己為漢人呢？當然不是，他們本來就以身為遊牧民族而為榮。長城沿線殘留的許多石碑顯示出，他們的祖先是匈奴就是其佐證。

換句話說，現代中國所說的如下的歷史是在後世被加以竄改的：「北方異民族是野蠻人，當時的漢人把從塞外進入萬里長城南部的人變成了漢人，亦即把他們漢化或文明化。」不用說，改寫歷史的是漢人。其改寫的邏輯和過程是「中華文化是優越的，所以就同化了蠻族的遊牧民族」。這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所謂的「文化」。



此外，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為「北方民族因為漢化而被稱為華夏」，但這種見解也是不恰當的。實際上從北方來的異民族雖然住在長城以南，但他們無意成為所謂的漢人，所以他們就稱自己為華夏。

四、朱子學是一種「不認輸」的思想
這種「異民族因中華文化優越而漢化」的歷史觀念主要是在近代以後確立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宋代。其原形是南宋的儒學家朱熹所提出的，日本人自近世以後特別接受的朱子學，他的《不認輸》其實就是這個歷史觀的原型。

宋朝國力弱小，在軍事上無法與蒙古、契丹帝國和滿洲的金加以抗衡。他們害怕與契丹、金作戰，會招來五胡十六國的再度發生，所以當他們被金國追逐而於南方建立南宋時，就產生了朱子學，他們說：「我們與蠻族不同，對於戰鬥並沒有興趣，相反地，我們有文化，所以我們很強」。這是一種自我滿足的說法，換句話說，朱子學作為一種《不認輸》的思想就誕生了。

到了近代初期，看到了滿洲人的清朝的崩潰，也就誕生了如下的想法，亦即：「滿洲人也漢化了，亦即同化於漢文化」。像這樣子，改寫歷史的非理性事業就變得理性起來，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捏造一個漢人以及漢人文化優越的故事。

五、小結
其實東亞的大陸地區是多元族群互相爭鬥、來往的歷史，但是漢人的文化觀就使得豐富的多元文化在中國消失，相對地，台灣卻能夠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讓多元文化璀璨開花。令人擔憂的是朱立倫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其實就是這種文化觀的一個顯現與做法。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現任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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