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至少發生兩件舉世震撼的大事：6月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以及11月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專家普遍的解讀是，這兩個政治事件凸顯全球反體制浪潮高漲，至於導致民粹反撲怒潮席捲世界各國的原因，已成學者專家熱議的話題。
《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表示，他認為2007年發生的事情，可能與當前的政治動盪大有關係。
2007年賈伯斯和蘋果推出第一代iPhone，揭開智慧手機革命序幕，如今人人掌上握有可上網的電腦。原本局限於大學和高中校園的臉書（Facebook），在2006年底開放給每個擁有電郵信箱的人使用，全球使用者迅速暴增。推特（Twitter）創立於2006年，但起飛年是2007。同一年，Hadoop軟體開始擴充功能，讓任一家公司都能儲存、分析巨量的非結構性資料，成為大數據（Big Data）和雲端運算（cloudcomputing）趨勢興起的重要推手。雲端運算的確也在2007年開始蔚為風潮。
此外，亞馬遜的Kindle在2007年啟動電子書革命。同年，Google推出Android，IBM則展開打造超級電腦的計畫，如今這個全球第一部認知運算系統「華生」（Watson）已幾乎能理解每一篇談論癌症主題的論文，並向醫師建議正確的診斷和治療選項。人類基因組排序的成本2000年代初期需1億美元，但也從2007年前後開始大幅下降。太陽能板的製造成本亦從那年開始迅速滑落。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足以證明2007年是史上科技發展重要的轉折年之一。但佛里曼說，世人卻錯過了這個機會，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經濟大衰退。
佛里曼指出，在實體技術進步速度一日千里之際，許多「社會技術」—讓人們能善加利用科技進步並緩和其衝擊，所倚賴的各種規則、法規、制度和社會工具—不是被凍結，就是速度跟不上。在平常時期，社會技術發展原本就很難跟上實體技術前進的腳步，2008年大衰退和衍生的政治癱瘓，更擴大了兩者間的差距，導致許許多多的民眾在這個過程中覺得茫然若失。
佛里曼說，這種「錯位感」其來有自，因為2007年發生的事讓電腦運算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變得如此快速、便宜、無所不在，且具槓桿乘數效應，已同時改變了三種力量：個人的力量、機器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社群媒體讓個人或一小撮人能發揮莫大的影響力，足以促成或摧毀事物。例如，川普就經常透過推特向他逾1，500萬名追隨者傳達訊息。伊斯蘭國（IS）也深諳此道。
--機器如今不僅能在益智問答節目「Jeopardy!」或和西洋棋賽中擊敗人腦，也開始變得真正有創意，不僅能設計建築，還能撰寫新聞報導、創作歌曲甚至寫詩，而且寫得「人模人樣」，難以分辨是出自電腦之手。
--思想潮流也經由社群網路，以空前的快速蔓延全世界。因此，新的想法（包括假新聞）可能突然間變得根深柢固，長久以來的觀念也可能瞬間土崩瓦解。
佛里曼說，科技、全球化以及大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物種減少和人口成長的衝擊），都同步加速進行，並且互相強化。科技進步驅動全球化，而全球化升高加速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和數位連結則驅動更多人類遷移。
他認為，難怪西方人士會覺得茫然若失，因為兩項讓他們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定心錨—社群與工作—都變得岌岌不保。他們到雜貨店購物，店員講的是不同的語言或包著頭巾；走進男用洗手間，卻發現旁邊那位看起來是異性；上班工作時，旁邊有部機器人，似乎正在伺機搶他們的飯碗。佛里曼表示，他個人歡迎人們和思想的多元性，但其他許多人卻可能覺得社會變化得太快，令人難以適應。
佛里曼的結論是，科技、全球化和大自然的變化加速，合起來就像一股颶風，威脅將人人捲入其中，令人茫然失措。川普和支持英國脫歐者察覺到眾人的焦慮，承諾將築起高牆擋住外頭咆哮的狂風。但佛里曼認為這並非解決之道，真正要做的應是找到颶風眼，建立健康、有彈性的社群，協助民眾調適這些快速的變化，從中獲得能量，同時提供社群中的公民一個動態穩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