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的誘惑——當皇帝需要多少理由？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沈夜（《古劍奇譚》）與維德（《三體》），另一種是謝衣與程心。
袁世凱屬於前者。所以一百年前，他稱帝了。那時的中國，比流月城好不到哪去。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對一個公司來說如此，對一個族群來說亦如此。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政治家要做的選擇，比常人難太多。很多時候，尤其是在內外交困的絕境中，領導者不是用來讓人喜歡的，而要甘於自汙，親冒矢石，趟出活路。
近代中國是一條險象環生的征途，救亡和啟蒙是它的兩大主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丁文江、蔣廷黻和胡適就開明專制與美式民主的利弊得失聚訟不已，究其本質，探討的無非是在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度，救亡和啟蒙究竟哪一個更重要？
楊度在寫給袁世凱的《君憲救國論》裡認為中國應該搞君主立憲，一個關鍵原因便是救亡。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論證道：
俄、日二國，君主國也，強國也。我以一共和國處此兩大之間，左右皆敵，兵力又複如此，一遇外交談判，絕無絲毫後援。欲國不亡，不可得也。
對此，嚴複早在清末就做過預判，他認為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臣服的是滿洲皇帝，如果中國驟然廢除帝制，讓滿酋退位，那麼這些邊地遲早會脫離中國。
果然，辛亥革命後不久，俄國就策動外蒙獨立，活佛哲布尊丹巴稱帝。袁世凱頂著內憂外患，通過輿論施壓、軍事威懾和拉鋸談判，智盡能索地達成了《中俄蒙協約》裡的折衷方案，即“俄國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是外蒙的宗主國，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稱號；中國則必須承認外蒙的‘自治’以及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各項特權”。
另一方面，日本利用孫、袁的矛盾漁利，企圖分裂中國。武昌起義爆發後僅僅五天，日本參謀本部的少將宇都宮太郎就提出“表面上支持清廷，暗中則援助革命党，必要時出面調停，在中國造成兩個政府之局面”的計畫，只是隨著袁世凱對全國的控制力逐步增強而作罷。
1912年初，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一個星期，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田中義一對內閣的優柔寡斷忿忿不平，聲稱“錯過了千載難逢之機”。而此時，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已因財政困難屢次向日方借貸，出賣了蘇杭甬鐵路、漢冶萍公司以及輪船招商局部分或全部的股權、資產。幸虧袁世凱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否則日本將控制長江流域最重要的鐵路、礦產與內河航行。
分裂既已失敗，日本轉而以革命黨為籌碼壓制袁世凱，逼迫北洋政府接受其無理要求。宋教仁遇刺後（此案的幕後指使陳其美嫌疑最大，詳見筆者在《中國誤會了袁世凱》一書中的推理），孫中山堅信“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不惜代價地爭取日本的支持。為了反袁，他甚至寫信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許以重利，如“支那可開放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如“今使日本無如英於印度設兵置守之勞與費，而得大市場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大隈重信當然不信“孫大炮”的空頭支票，但他對這枚送上門的棋子的運用可謂妙到毫巔，先是把孫中山暗通款曲的內容密告給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讓他轉告袁世凱，同時起到示好和威脅的作用，再在1915年拋出“二十一條”時將袁一軍，以革命黨在從事顛覆活動恐嚇之，以取締革命黨和透露其起事計畫引誘之，迫使袁世凱不斷做出讓步，以至於孔祥熙在當年的一封信裡感慨道：“孫逸仙博士的名字和聲望較諸幾個師對日本更重要。”
袁世凱用“拖”和“磨”的策略，粉碎了這個當年在朝鮮曾欲置他於死地的東鄰的陰謀。誠如《劍橋中華民國史》所言，除了滿洲租期的延長外，“二十一條”對日本的在華地位沒有太大意義。
但卻對袁世凱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前，特意頒行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取代了原本由宋教仁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擴大了總理的權力，縮小了總統的許可權，可謂典型的因人制法。
問題是權力不是寫在紙面上的，既然袁世凱對這道緊箍咒不滿，那他必定千方百計、日拱一卒地將之化解。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省六都督（陝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亂局結束後，各省開始肆..憚地截留稅收，斷絕中央財源，使得北京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無法調動，袁世凱頓覺在民國當總統還不如在前清當個巡撫。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普遍心態中，“總統人人可做”的所謂“民權觀念”深入人心，進而發展到“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以至於史家唐德剛感慨說：“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假共和徒有其表，比如韓國北邊那個亦稱“共和”的國度。而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中華民國這台還在內測的機器被上上下下的予取予奪搞得幾近癱瘓。
對袁世凱來說，更嚴重的事是自己人也不好用了。
一個白朗起義，北洋軍三分之二的人馬出動，械齊餉足，獎掖超常，用了近兩年才平定。看過相關電文的蔡鍔直接斷言，說雲南一個師足夠打敗北洋十個師。
同時，割據一方的北洋軍頭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團，動不動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時，段芝貴率第二和第六師南征。六師師長李純打下江西後被任命為江西都督，二師師長王占元則因駐守湖北接應，什麼都沒撈著。
論資歷，王占元比李純老；論年紀，也比他大十來歲。心中不滿，可以想見。
問題是王占元的反應令人費解，他把氣撒到頂頭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貴身上，整日給領導穿小鞋。
段芝貴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參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師長情治工作搞得比較扎實，破獲了段芝貴的密電，看完後氣鼓鼓地向袁世凱打電報辭職。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幾年，你批一個“同意”試試？
袁世凱一面派人到湖北調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為湖北軍務幫辦，以平其怒。
但療效只持續了一時。
由於段芝貴頻繁往來於北京和湖北，離鄂期間的工作由王占元署理。結果段芝貴痛苦地發現，每次回來王師長的態度都比之前更為驕橫。
而且，王占元擴了權，第三師師長曹錕就必須得擴，畢竟人在清末當鎮統時王只是個協統。於是，曹錕撈了個“長江上游警備司令”的頭銜。
由此引發的連鎖效應是，對兩個重要崗位“上海鎮守使”和“松江鎮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而無地盤的張勳不幹了，給自己的“長江巡閱使”一職正名，制定了一個條例，把長江流域的各省一律劃入其勢力範圍，並呈請公佈實施。
袁世凱大驚，立即批示：“長江上游已另設員警備，該使不宜過勞”，並界定張勳的巡閱範圍是從安慶（安徽）到上海……
有此經歷，當顧維鈞請來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國際政治學權威古德諾時，袁世凱登時相見恨晚。
古德諾在《共和與君主論》中論證了帝制與共和，無高下之分，但看採用之國能否適應。他舉例說：“相繼擺脫殖民地、建立共和國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在畫虎不成反類犬中次第走向寡頭政治。若獨裁者強勢，亦可相安數十年，但待此強人老邁或去世，因無固定繼承人，則往往群雄並起，全國大亂。”
古德諾以墨西哥總統迪亞斯為例。該寡頭獨裁了三十五年，一再連任，終於在衰病之年因沒有設法定繼承人而鬧得諸侯割據，一國之內竟出現了五個總統。
事實上，德國、英國當時都是君主立憲制，中南海裡坐著個君主，在民國初年反動是反動，但並不落後，畢竟紫禁城裡還有個小皇帝在那騎自行車玩呢。
問題是民意呢？
李宗仁回憶說，自己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覺朝野上下朝氣蓬勃，可等到清帝遜位後，卻朝氣全失，唯見滿目漆黑，一片混亂。
康有為替張勳起草的復辟通電雖說反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初亂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
溯自武昌兵變，創改共和，紀綱頹墜，老成絕跡，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為偉人，祀死囚為烈士。議會倚亂民為後盾，閣員視私黨為護符，以濫借外債為理財，以催折耆舊為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為輿論；或密行輸款，而托為外交。無非恃賣國為謀國之工，借立法為舞法之具。
最後得出結論：名為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為國民，而不知有國。
在梁啟超筆下，民初的議會則幼稚到讓人心碎：
法定人數之缺，日所有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鬧學。銷此半日之光陰，相率鳥獸散而已。
持同樣觀感的還有梁漱溟的父親梁濟，他在《伏卵集》中記載了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見聞。比如每逢召開國會，各黨工作人員就會到前門火車站樹起招牌，拉扯剛下車的議員去本党的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
議員們前呼後擁，先住甲黨的招待所，得到紅包後承諾投該黨的票；又住乙黨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紅包並答應投該黨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處，最後卻投了自己的票……
梁濟在前清官職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遺老。他本人思想開明，並不敵視共和。但在觀察了民國7年後，失望到連六十大壽都懶得過，在積水潭投水自盡。
與此同時，一幫把青島當首陽山的前清舊臣也不甘寂寞，時不時跳出來刷下存在感。
發誓不當“貳臣”的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接受袁世凱的禮聘到清史館當館長，遺老梁鼎芬寫信責備他說：“清朝未亡，你修個什麼清史？”
梁鼎芬的邏輯是：北京城還有個小朝廷，裡面還住著個小皇帝……
隆裕太后死後，梁鼎芬跑到西陵跪地號哭，如喪考妣。在前清當過山東巡撫的孫寶琦身穿西服前來，剛在靈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罵其“洋鬼子”、“不要臉”，一干遺老則拍手稱快……
甘肅都督趙惟熙一直拒絕剪辮，還不准治下的民眾剪。見遺老們玩得很High，他也發電請求恢復諡法。
其實，民間私諡一直就沒斷過。對死去的舊臣，小朝廷也經常用發表上諭賜諡來表現一下情懷，比如陸潤庠諡“文端”、梁鼎芬諡“文忠”，以至於人們在聊起曾國藩、左宗棠時，還是一口一個“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絲新氣象。
而地方官因為覺著民國的官當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裡也開始為封建殘餘招魂。桐城縣縣長用名片去見安徽都督倪嗣沖，結果被罵“目無長官”，轟了出去；瓊崖道尹呈請恢復清朝儀仗，如傳人令箭、八抬大轎，當即得到上司的批准。
面對種種亂象，在晚清一直被輿論視作改良派旗手的袁世凱終於下定決心加強集權。先救亡，後啟蒙。
撲滅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將各省都督都換成了自己人，又拉攏梁啟超，資助其組建“進步黨”，制衡國會裡的國民黨。同時，對國民黨黨員分化瓦解，重金收買。最後，組織人馬起草將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且能連選連任的“袁記約法”，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解散國會。
這離坐上龍椅，只差一步之遙。
可惜袁世凱錯誤地判斷了時勢，以為稱帝的土壤已然具備。
袁克定派人編寫山寨版《順天時報》是一方面，女僕給袁世凱端參湯時打碎了碗詐稱看見床上臥著條龍是另一方面，包括“籌安會六君子”的搖唇鼓舌，以及四川督軍陳宧來電說宜昌的溶洞裡發現酷似“神龍”的化石——所有的諛辭和神跡都不如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一次密談。
一戰正酣，英國擔心袁世凱倒向德國，讓朱爾典向袁大總統表達了對中國改行帝制“極為歡迎”的立場，只要不因此產生內亂。
與此同時，德皇威廉二世為了拉攏中國，也向赴德治病的袁克定暗示支持袁世凱稱帝。
美國則強調只要改制出於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
在中國享有盛譽的國際政治學權威有賀長雄亦不止一次面勸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
袁世凱並不懷疑這些“國際友人”的誠意，因為一直以來他就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眾望所歸的角色。《紐約時報》曾說：“整個中國，能否產生另一位像袁世凱這樣具有組織才能和個人影響的政治家，是大可懷疑的”；《泰晤士報》曾說：“袁世凱是中國未來唯一可以勝任領袖一職的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說：“四億中國人，無出袁世凱右者。”
更可喜的是，自己人表現得還無比踴躍。
湖南都督湯薌銘為了鼓吹帝制，專門招募一批文人，關在豪宅裡搞封閉式寫作。只要能寫出工美的勸進書，名煙、好酒甚至妓女都不限量供應。
寫好後，用蠅頭小楷一絲不苟地謄抄在特製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湯薌銘謹奏”，再放進金絲楠木的小匣中，遣使專程遞京。
陳宧也不甘人後，在全國各省代表投票表決國體時，安排人于會場每個代表的桌上放毛筆一支、墨水一盒、點心一盤，而在筆桿、墨水匣和點心上，全部刻有“贊成帝制”四個字。
然而，就在護國運動爆發後，陳宧和湯薌銘相繼倒戈，同段祺瑞的心腹、宣佈陝西獨立的陳樹藩一道被稱作袁世凱的催命“二陳湯”（中藥名）。
何也？世易時移而攻守之勢異也。
從晚清到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去中心化和個人主義使原先的金字塔變成了迷宮，固守自上而下的思維方式必然無法適應權威解體的新常態。
袁世凱的一生，可以用崔健的一張專輯概括——《解決》。
解決朝鮮問題，解決練兵問題；解決改革問題，解決統一問題。在長期的應激反應中，袁世凱秉承實用理性，每每突破底線，卻屢試不爽，以至於形成路徑依賴，認為只要結果正確有效，可以不計手段。殊不知但凡以外在環境來確定自己目標的實用主義者，都依賴於周邊資訊的真實準確。比如，袁世凱在當山東巡撫時，經常派人下基層搞調研。當他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時，總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點查同一目標。兩個人都直接對他負責，彼此不知對方的存在。
若所查結果不同，就再派兩人分頭去查，以資對照。對查報屬實的給予獎勵，隱瞞謊報的施以嚴懲。
後來，袁世凱經常將此心得同下屬分享：
做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
然而諷刺的是，恰恰在袁世凱生命垂危之際，追隨了他三十年的貼身侍衛唐天喜（主動請纓上前線跟護國軍死磕）耐不住白銀十六萬兩的誘惑，率兩個旅陣前倒戈，壓垮了袁世凱的最後一根神經。
昔日知人善任，何以今日顢頇不明？皆因權力帶來的錯覺。
明代大學士李東陽曾說：“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瞭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瞭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不夠瞭解。”在權力大小方面，皇帝固然睥睨天下，但在資訊的壟斷方面，官僚集團則擁有絕對的優勢。他們像層層關卡，封鎖、扭曲甚至加工資訊，下面的情況難以上達天聽，上面的政策無法落地生根。
所以君主會稱孤道寡，所以袁克文要寫詩規勸其父“莫上瓊樓最高層”。
然而，籌安會的公開討論和鼓吹已經在知識界與政界形成了一個復辟帝制的風潮，以至於馮國璋從南京北上見到袁世凱，當面問他是不是想做皇帝時，袁世凱說這是外界的謠傳，自己從當臨時大總統第一天起就不再認同帝制了。有人認為這是袁世凱在演戲，其實不然。馮國璋時任江蘇都督，掌握著東南半壁江山，如果袁世凱真的要當皇帝，最明智的做法應該是跟自己的股肱之臣講清楚，爭取他的支持。曖昧的態度其實表明了遲至1915年的6月，袁世凱還在搖擺。
但絡繹不絕的請願書擾亂了他的判斷，連後來的反袁先驅蔡鍔、唐繼堯也在請願，袁世凱誤以為舉國上下盼他稱帝若大旱之望雲霓。策劃出這麼一台風起雲湧的大戲，想當儲君的袁克定居功至偉。
不過，當袁世凱要封他的親家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時，遭到黎元洪的堅決拒絕；段祺瑞對袁世凱忠心耿耿，見其被蒙蔽視聽，一意孤行，告病請假；老大哥徐世昌審時度勢，回家編書去了；曾經的盟友梁啟超則以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雄文與他劃清界限——但這些信號都沒能引起袁世凱的重視。
當一切準備妥當，袁世凱於1915年底宣佈次年改元“洪憲”。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贊成重回帝制的蔡鍔、唐繼堯卻跳出來反對，並起兵“護國”（國體）。政府軍兵敗如山倒，列強也見風使舵，自食其言，站到了洪憲王朝的對立面。袁世凱如夢初醒，不敢再帝制自為，尋求解決之道。
然而失道寡助、群情激憤之下，袁世凱到底是裸退當個百姓，還是繼續收拾爛攤子，再徐徐而去？直到他去世，也沒有找到解決方案。平心而論，如果選擇前者，不用死撐，他也不會急火攻心，那麼快便就撒手人寰，但勢必引發一場更大規模的內戰，造成諸侯割據的局面。畢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是延綿了兩千多年的連續劇，沒人甘願當配角。
在生命的終點，憶往昔崢嶸歲月，也許袁世凱最懷念的還是他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那段時光。百廢待興，革故鼎新，便是後來升任軍機大臣，也體驗不到如斯的快樂與充實。
1906年，全國的立憲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袁世凱的籲懇也得到了慈禧的准許，於是他在徐世昌的協助下大張旗鼓地于天津設立“直隸自治局”，率先開展地方自治的實驗。
袁世凱認為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點。民智不啟，便通過在基層選舉中激發政治熱情，喚醒權利意識。
可惜，選民或因法律知識匱乏，或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信條”，對選舉作壁上觀。
袁世凱只好派人到日本學習選舉辦法，歸來後深入鄉間田野，挨家挨戶地宣講。同時，把自治之利編成白話，廣而告之，以期家喻戶曉。
通過費盡思量、唇焦舌敝的動員，總算用一年時間成立了天津縣議會。可惜沒過多久，袁世凱便奉調入京。見識了國民的冷漠和民主制度生根之難的他不得不沮喪地承認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這畢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試行“普選”，投票率達70%，實屬難能可貴，影響不可小覷。就促進民主憲政思潮的傳播而言，意義既深且巨。今之視昔，亦望塵莫及。
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雲下西樓。袁世凱的榮辱毀譽已隨風而散，唯余千載白雲，空空悠悠。但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