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911 於 13-05-09 10:29 編輯
衆所周知，“高麗棒子”是中國人對朝鮮人(韓國人)較爲輕蔑的稱呼。但對于這一稱呼的由來，很多人并不清楚。從目前流行的幾種解釋來看，大家的認識并不統一，一些解釋明顯存在問題。例如一種觀點認爲，“高麗棒子”與朝鮮人種植玉米有關。朝鮮人因喜食玉米，常在秋冬時節将收獲的玉米挂滿房前屋後，而玉米在中國北方又被稱作棒子，于是中國人便徑稱朝鮮人爲高麗棒子。這個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實經不住推敲。因爲朝鮮人基本不種植玉米。在朝鮮半島南部，人們種植水稻；在朝鮮半島北部，人們則兼種小麥、水稻。玉米傳入朝鮮半島的曆史很短，種植也不廣泛。即使是遷徙到中國境内的朝鮮人，也很少種植玉米。“玉米挂滿房前屋後”的景象基本不會出現在朝鮮人家庭。還有一種說法認爲，在“滿洲國”時期，日本人爲了強化對中國東北的統治，從朝鮮半島遷來大量朝鮮人。這些朝鮮人依仗日本的勢力，常常欺壓中國人，動辄揮舞朝鮮婦女使用的洗衣棒毆打中國人，于是中國人便把朝鮮人稱爲高麗棒子。這個說法也不能成立。因爲許多史料表明，“高麗棒子”的稱呼在清代就已出現，該詞彙的形成不會晚到“滿洲國”時代。
在閱讀文獻時，筆者留意到清人王一元《遼左見聞錄》中的一段記述：
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爲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齒于齊民。鬓發蓬松，不得裹網巾；徒行萬裏，不得乘騎；藉草卧地，不得寝處火炕。蓋國中之賤而勞者。
王一元生活于清朝康熙時代，其有關“棒子”的記述是筆者所見時代最早的資料，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根據王一元的說法，“棒子”乃朝鮮國的賤民，他們出身低微，常在衙署充當官役。每年前往北京朝觐的朝鮮使團中，就有相當數量的“棒子”奔走服役。對于《遼左見聞錄》中的這條記載，曾引起羅繼祖先生的注意，他推測王一元提到的“棒子”與後世流行的“高麗棒子”一詞有關.
那麽，羅繼祖先生的推測能否成立呢？筆者以爲，如果想驗證羅繼祖先生的推測，首先要看看王一元筆下的朝鮮“棒子”究竟是怎樣一類人。而這類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又是何種形象。筆者近年來一直從事朝鮮王國時代“燕行錄”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對朝鮮使團人員構成以及他們在中國境内的活動略有了解，因此想以“燕行錄”史料爲中心，檢驗王一元的說法。如果搞清了《遼左見聞錄》記述的内容，相信我們對“高麗棒子”一詞的由來會有較爲清晰的認識。
一、朝鮮貢使行團中的仆役階層
根據王一元的說法，“棒子”是朝鮮朝貢使團中的服役者。讓我們來看看明清時代朝鮮朝貢使團的人員構成。
這裏筆者以《老稼齋燕行日記》爲主要讨論材料。《老稼齋燕行日記》的作者是金昌業，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自己随從朝鮮朝貢使團往返中國的見聞。王一元寫作《遼左見聞錄》大約也在康熙五十年前後，因此利用《老稼齋燕行日記》所記載的朝鮮使團情況來與《遼左見聞錄》對照，應當是很合适的。《老稼齋燕行日記》完整記錄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貢使團成員名單，現節錄部分内容如下：
正使：金昌集。……
打角：進士金昌業。驿馬夫：祥雲驿子全業晔，蔔刷馬一匹。……奴子：無得。幹糧庫直：德世；億孫，任國忠驅人假名。上騎馬一匹，馬夫：輸城驿子裴永萬。中騎馬三匹，馬夫：成歡驿子金水玄，松羅驿子鄭自卩老味，金井驿子李鶴龍馬頭：宣川官奴俊元。引路：瑞興官奴日尚，嘉山官奴再奉。轎子扶囑：龍川官奴得良，宣川官奴弘世，嘉山官奴二永、正中。日傘奉持：瑞興官奴萬春。左牽馬：龍川官奴得芳。籠馬頭：瑞興官奴士元。廚子：郭山官奴俊石。
軍官：折沖崔德中。幹糧驿馬夫：輸城驿子士學。蔔刷馬一匹，驅人一名：奴子太山。轎子扶囑：宣川官奴洪建者卩達，定州官奴一萬，宣川官奴無赤金。
譯官：嘉義樸東和。驿馬夫：魚川驿子姜海昌，奴子善日。馬頭：宣川奴子時英。蔔刷馬一匹，驅人一名。
折沖：李惟亮。驿馬夫：濟源驿子金己從，奴子重男。蔔刷馬一匹，驅人一名。
禦醫：前正金德三。驿馬夫：大同驿子亡先。蔔刷馬一匹，驅人一名，奴子善興。表咨文馬頭：順安官奴旕福。
明清時代朝鮮朝貢使團基本由三個階層構成，即兩班士大夫、中人、仆役。朝鮮王國是一個身份等級十分嚴格的國家，官府中的不同職務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來擔當。具體到出使中國的朝貢使團，其成員的等級區分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鮮朝貢使團中，正使、軍官、折沖、打角屬兩班士大夫階層。譯官、禦醫屬中人階層。其餘馬夫、引路、轎子扶囑等雜役均屬仆役階層。仆役也分兩種：官奴和私奴。使團中仆役的大多屬于官奴，他們役屬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門或各地驿站。
使團裏，不同階層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階層士人便存在明顯差異。兩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轎或騎馬，故随從有馬夫和轎子扶囑。中人出行可以騎馬，故随從有馬夫。而仆役則不能騎馬，隻能奔走随行。對于朝鮮使團不允許仆役騎馬，令其奔走随行的嚴苛規定，曾引發中國士人的好奇。金昌業記錄有一段自己與中國人二哥的對話：
二哥仍謂餘曰：朝鮮人全不恤奴仆。餘曰：何以言之。二哥曰：此處則飲食甘苦，衣服美惡，奴與主無分，以至其主騎馬，奴亦騎馬，而朝鮮豈曾如此乎。餘曰：朝鮮奴仆，與此處有異。蓋箕子立法，令盜人财者，世世爲其奴，今之爲奴者，其祖先皆嘗竊他财者也，安得與其主同。二哥頗然之。
二哥批評朝鮮使團“全不恤奴仆”，而金昌業以“箕子立法”回應。金昌業的說法顯然不能讓人信服，因爲箕子生活的時代距朝鮮王朝已有數千年之遙，我們很難想象幾千年前的箕子立法會對朝鮮王朝時代的人們有約束力。不過，從兩人的對話至少可以看出，朝鮮王國的身份等級要比清朝嚴格。清朝“主騎馬，奴亦騎馬”的現象絕對不會發生在朝鮮。
由于朝鮮王國身份等級制度十分嚴格，因此在使團出行上，各階層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團留宿駐紮時，同樣體現出這種身份差别。金昌業曾記述使團在遼東鳳城野外宿營時的場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鳳城，向晚起出幕外，見驿卒輩圍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野外宿營時，兩班士大夫和中人宿于帳篷，而仆役隻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此時正是遼東的隆冬時節，仆役們露宿野外時的艱苦可想而知。當使團入宿北京館舍時，朝鮮仆役們的住宿條件仍然沒有改善。
往見諸婢所入處，三間屋有南北炕，金中和、柳鳳山、金德三入北炕，昌晔、洪萬運、崔壽昌入南炕。亦方修炕糊窗，而炕小人多，爲悶。灣上軍官、藥房書員、承文院書員、商賈輩皆無屋了，皆于後庭，作簟屋而入，買磚爲炕。驿卒刷馬驅人，皆依牆屯聚，聚敗磚障風，有錢者亦作簟屋。
兩班士大夫和中人們入住館舍正房、廂房，分據南北炕。而仆役們不能住在屋内，隻能在庭院裏“依牆屯聚，聚敗磚障風”，繼續過露宿的生活。
仆役們的低微身份不僅體現在出行、住宿這些具體事務上，從他們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鮮朝貢使團成員名單中的仆役基本都沒有姓，隻有名字，而從某些仆役名字的寫法來看，他們可能連漢字名字都沒有。如表咨文馬頭“順安官奴旕福”，他是順安衙門的官奴，名字叫旕福。其中“旕”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字，這個字其實是一韓語發音的表音字。又如幹糧庫直“億孫”，名單中特地注明這是假名。爲什麽要用假名呢？我想這是因爲他沒有漢字名字，而韓語名字又一時找不到對應的漢字，所以隻好使用假名。再看馬夫“松羅驿子鄭自卩老味”，他是松羅驿站的驿奴，他雖然有漢姓“鄭”，但名字卻叫作“自卩老味”，“自卩老味”其實就是韓語雜種的意思。這個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所以我懷疑他的漢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鮮使團中的仆役出身低微，他們在使團中處于最底層，待遇極低。使團中的仆役，其境況與王一元所描述的“徒行萬裏，不得乘騎”，“藉草卧地，不得寝處火炕”的“朝鮮貢使從者”完全一緻。而使團中某些仆役也确實是非婚生子，這些仆役顯然就是王一元所描述的“棒子”。
朝鮮使團中的仆役在韓語中又如何稱呼呢？梳理文獻，筆者發現這些仆役有時會被叫作“Bangza”，在朝鮮漢籍文獻中寫作“幫子”、“榜子”或“房子”。在韓語裏，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門幹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韓國家喻戶曉的《春香傳》裏的Bangza，就是在衙門裏服役的男仆。
結合《燕行錄》文獻記載和韓語發音，我們可以确認王一元筆下的“棒子”就是朝鮮使團中的仆役。這些仆役也就是“高麗棒子”的最初形象。
二、中國人眼中的朝鮮“幫子”
在朝鮮朝貢使團中存在着一個龐大的仆役階層，這些仆役們身份低微，處于使團中的最底層，他們在韓語中被稱作“幫子”。王一元所說的“棒子”就是這一類人。但是，作爲朝鮮使團仆役稱呼的“棒子”，又如何轉變爲對朝鮮人的蔑稱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幫子(棒子)”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爲，以及中國人對他們的印象吧。
前面提到，幫子處于朝鮮社會最低層，也是朝鮮社會的貧困階層。而在朝鮮使團出使中國的過程中，卻不難尋到牟取私利的機會，于是在使團出使時，幫子們會尋找各種機會撈取好處，即使違反中國法律或使團禁紀，也在所不惜。金昌業記述到：
夜，首譯入來告曰：即聞沈陽消息，團練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馬驅人，多買禁物，出栅時必生事，然則于行次，亦甚可慮……其後鳳城，以刷馬驅人，從間道潛出事，馳通義州，團練使拿囚被罪，而府尹亦至遞罷。
“刷馬驅人”是使團中仆役階層的主要構成。這些人在沈陽多購買清朝明令禁止攜帶出國的禁品，其目的是爲了走私回國，牟取暴利。果然，當使團抵達鳳城後，幫子們爲了躲避清朝邊境官員的查驗，紛紛脫離使團，偷偷潛回國内銷售走私物品，使團官員因此而受到懲罰。
不僅在遼東邊城沈陽，就是在北京城内，幫子們也會尋找時機購買違禁物品。
副使軍官崔德中因汲水出遊正陽門而歸，所帶驿卒，有所買，爲甲軍所捉告衙門，行中告使行杖其人。然自是汲路複梗。
使團駐紮北京時，軍官崔德中率人出城汲水，而随從驿奴則趁機購買違禁物品，結果被清朝官兵發現。驿奴被捉拿問罪。從此使團出城汲水變得極爲不便。
除了走私中國境内的違禁物品，使團裏的貢物也是幫子們盜取的對象。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金昌業記述：“歲币木到此計，則無二十四疋，蓋刷馬驅人偷之，自前多如此雲。”③朝鮮使團到達北京，用于進貢的歲币木竟然少了二十四匹。金昌業很清楚，這缺失的貢物是被幫子們偷走了，因爲在以往的使團中就常常發生這種事。
走私禁物、盜取貢品還是偷偷地做，而幫子利用替使團購買物資的機會，騙取使團經費，則是半公開的行爲：
上房幹糧馬頭名大直，龍川驿奴也。以利媚譯輩，連差此任，遂得事知名，而爲人陰匈多欲。此輩所爲，有不可詳。……在路中，伯氏思山豬肉，大直初言稀貴難得，過數日，進家豬肉，而謂是山豬。蓋山豬之價，倍于家豬故也。
“大直”爲龍川驿奴，屬仆役階層，在使團中出任上房幹糧馬頭，即負責使團官員食品采買。他深知此差事有利可圖，所以通過賄賂譯官的方式連續在幾屆使團中獲得這一職銜。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時，使團官員伯氏想吃山豬肉，大直以家豬冒充山豬，從而獲得數倍的利潤。又：
聞廚房所用飯馔秫幹價銀，多至百餘兩，幹糧所赍盤纏不足。昌烨将以其賞賜充之，以此焦煎。見欺于大直之害，今始發矣。
由于負責使團采買的仆役大直不斷騙取使團購買食品的經費，使團還未回到朝鮮，食品采買經費便已告罄。爲此，官員昌烨不得不用清廷賞賜的錢銀來貼補空缺。
以上所舉，還隻是幫子們假公濟私的行爲。而由于幫子們世代爲奴，缺少教育，普遍素質不高，再加上常年在社會底層打拼，又沾染了許多不良習氣。在中國境内，朝鮮使團中的幫子們常常惹是生非，做一些偷雞摸狗、強取豪奪的勾當，令沿途中國百姓叫苦不叠。
暮投榆關店，館于店舍。飽聞行路刷馬人等攘奪市肆餅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矣。午後途中有一漢人跪訴，乃刷馬人奪食饴糖事。駭甚。查出所犯人，倍償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這是順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出使中國時的記錄。幫子們在中國的市鎮搶奪物品，以緻中國人找到使團官員投訴，後以朝鮮使團賠償損失、責罰相關人員而了事。再看金昌業的記述：“夕，坐前階，一胡兒入來，哭且訴。使元建問之，其所戴帽爲刷馬人所奪雲。使元建領其兒遍尋，而竟不得。”連中國小孩的東西也成爲幫子們搶奪的對象。
甚至還會發生幫子拖欠中國店主住宿費，從而耽誤使團行程的事件。如道光十二年(1832)，朝鮮使團在回國途中便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以道途泥濘，議又欲乘凍早發。店主以上房之不給房錢，鎖門不開。正使拿入幹糧馬頭，決棍後，出付店主，使之捧錢，而即令開門，店主不聽。乃令打破門扇，則店主始懼而開門，日已晚矣。
使團中的幹糧馬頭拖欠店主房錢，店主一怒之下将使團鎖在店裏。雖然使團正使将欠錢的仆役杖打，并補繳了房錢，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後雙方幾乎大打出手，釀成外交事件。
由于朝鮮使團中的仆役在中國境内常常做偷盜、搶奪之事，所以每當朝鮮使團經過，沿途居民都會嚴加提防，以免遭受損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業等人行至遼東鳳城，在某農戶家停留時，有這樣一段細節被記錄了下來：“主家女人以刷馬人系馬于雞埘下。禁之。蓋嘗屢被偷竊故也。”女主人不允許朝鮮使團的仆役在雞窩附近拴馬，是因爲以往常發生使團仆役偷雞的事情。幫子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見一斑。
朝鮮使團中的仆役在中國境内不時發生騷擾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與幫子們自身素質不高、貪圖小利的本性有關，而使團官員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鮮向爲禮儀之邦，對外極爲看重本國形象，可又爲何對使團仆役的不法行爲難以約束。在筆者看來，這與朝鮮使團人員構成比例不合理有關。
朝鮮使團的規模在明代還比較小，約在30人左右，兩班士大夫控制整個使團比較容易。但是進入清代，朝鮮使團的規模不斷膨脹。金昌業參加的康熙五十一年朝貢使團便是由541人組成的龐大使團。在使團中，兩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隻有43人。仆役階層，也就是“幫子”，人數高達498人。讓隻占使團人數8%的官員去約束占使團人數92%的幫子，實在是難以做到。另外，從明末以來，朝鮮王國的階層構成也發生了變，這與明末清初朝鮮經曆的兩大戰亂(1592至1598年的倭亂，即“萬曆東征”；1636年的丙子胡亂)直接相關。在經曆兩次大規模戰亂後，朝鮮原本森嚴的社會等級開始松動。階層間的人口流動加劇，直接後果就是原本作爲社會上層的兩班士大夫，其占全國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
到了19世紀中期，朝鮮王國絕大多數人都成爲兩班士大夫。身份等級的概念因此而變得淡漠。想憑借身份級别來約束幫子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鮮使團每次出行，使團官員雖然會對違法亂紀的幫子們予以懲處，但效果并不明顯。幫子們襲擾中國人的事件依然是屢禁不止。
三、“高麗棒子”形象的構建
從上一節的介紹可以獲知，朝鮮使團中的仆役們常在中國境内違法亂紀，甚至騷擾沿途中國百姓。因而在中國人的眼中，朝鮮使團中的“幫子”無疑是令人憎惡的群體。中國人對“幫子(棒子)”一詞顯然沒有什麽好感。而在長期使用和流傳中，中國人會不斷給“幫子(棒子)”一詞附加上各種各樣的貶義義項，“幫子(棒子)”語義在這樣的構建下成爲一個貶義詞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原本作爲朝鮮低微階層稱呼形式的“幫子”，是如何成爲對整個朝鮮人的輕蔑稱呼的呢？
古代，中國與朝鮮王國之間的民間交流非常有限，即使在邊境地區，兩國政府也制定種種措施防止邊民互通。因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朝鮮人的印象都得自于每年往返兩國的朝鮮使團。而在朝鮮使團中，受過良好教育、知書守禮的兩班士大夫和中人的數量非常有限，普通中國人很少有機會接觸他們。沿途中國人與朝鮮使團打交道，主要接觸的是使團中的仆役階層，而這些仆役們的不佳表現無疑令中國人非常厭惡。長此以往，中國人對“幫子”的印象便逐漸轉變爲對整個朝鮮使團的印象，甚至全部朝鮮人的印象。“幫子(棒子)”于是從一個階層的特定稱呼轉變爲對全部朝鮮人的稱呼。在此，筆者還想特别指出的是，明清時代中國政府的使團接待政策往往引發朝鮮使團與沿途中國百姓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又對“高麗棒子”貶義形象的構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對周邊藩屬國采取懷柔政策。當周邊藩屬國派出使團前往中國朝貢時，朝廷會要求沿途地方政府及驿站衙署爲使團提供各種便利，以達到“懷柔遠人”的政治目的。而在這些政策具體執行時，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朝鮮使團與沿途百姓之間的矛盾。現以明代萬曆二年的朝鮮使團入貢爲例：
遼薊地方率平原曠野，易緻水患，且北邊早寒，故罕有豐登之日，關外則達賊年年入搶，恣行殺戮，闾井蕭條，皆是兵燹之墟。是以，出車極艱。我國人告于衛所等官，欲速發行，則衛所官執車夫趱指夾棍，備諸惡刑，然後車夫等賣子女脫衣裙以具車輛，慘不可忍視。以近事驗之，則隆慶初賀節陪臣入歸時，其年适兇歉，至十三山驿，人家盡空，隻有車夫數三在。通事告于守驿官催車，車夫即賣其十五歲男兒買三輛，其餘則計無所出，自缢而死雲。聞其事，令人氣塞……用是我國人所經之地，人皆怨苦，疾視若仇雠焉。
明代，朝廷要求遼東驿站在朝鮮使團經行時提供車輛協助使團出行，但隆慶、萬曆時代的遼東，一則因連年水患，常緻兇歉；再則因蒙古、女真“年年入搶，恣行殺戮”，當地驿站已是十室九空，幸存的驿人也是勉強度日。而當朝鮮使團經過時，爲了貫徹朝廷的政策，衛所官員會逼迫驿人出具車輛，甚至不惜動用酷刑。當地驿人隻得鬻賣子女，以籌措使團所需車輛，還有驿人因不堪逼迫而自殺。其凄慘的景象連朝鮮人看了都感到“慘不可忍視”。而當地驿人則将此歸罪于朝鮮使團的到來，以緻“我國人所經之地，人皆怨苦，疾視若仇雠焉”。
時至清代，雖然遼東地區已無戰亂，當地百姓的生活也較明代有所提高。但朝鮮使團的到來，還是會給當地百姓帶來諸多不便。朝鮮士人樸思浩在《心田稿》中曾記載了一件乾隆年間發生在朝鮮使團與當地百姓之間的糾紛：
丙申，使行宿于高橋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費銀千兩，護送官走告甯遠府。自沈陽核王姓一家人口，備盡酷刑，王妻不勝痛冤……每使行，過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爲口實。
朝鮮使團在夜宿高橋堡王姓人家時，遺失了銀錢。地方官府得報，将王家全部抓走，備施酷刑，王家爲此吃盡苦頭。自此以後，朝鮮使團途經高橋堡，當地百姓皆不欲接待。而在《薊山紀程》中，又記錄有乾隆年間的另一件事：
周流河水濁湍悍，風大則舟善沒，且舟人獰頑，不肯渡。乾隆帝嘗聞之，命斬舟子凡九人。又設長纜截河，而以鐵釘釘于地，維纜其上，舟循纜而行，自是雖惡風，無傾敗之憂。
周流河水深湍急，常有沉船事故發生。而朝鮮使團動辄上百人，另有貢物無數，每次擺渡，沿岸舟人之勞累可想而知，故推脫之事時有發生。而此事在皇帝介入後，竟演變爲一場慘劇，雖然此後政府修建了長纜，沉船之險得到避免，但此事給當地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避免。
通過這些事例我們不難想象，沿途中國百姓心裏懷着怎樣的心情來看待朝鮮使團。使團的到來，加重了沿途百姓的經濟負擔，而使團中“幫子(棒子)”的盜竊、搶奪行爲更是令中國百姓深惡痛絕。“幫子(棒子)”逐漸在中國人心目中成爲令人厭惡的朝鮮人形象，并最終擴大爲對所有朝鮮人的輕蔑稱法。“幫子(棒子)”由此完成了從一個階層的特定稱謂到對全部朝鮮人輕蔑稱呼的轉變。
從“燕行錄”文獻來看，最晚在乾隆時期“高麗幫子(棒子)”已經成爲中國人對朝鮮人的稱呼了。請看洪大容記述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貢見聞的《湛軒燕記》：
過此，有乘車少婦，掀簾窺望。頗豔麗。平仲直視不回避，指點稱奇。其幫子看車者，蹲坐簾前，喃喃谇罵，平仲不知覺也。而已，有群童數十，競呼“高麗幫子”，吆喝而追之。餘促平仲疾馳，僅以免焉。
這段記載非常有趣。洪大容按照朝鮮的習慣把中國的車夫稱作“幫子”。而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此時“幫子(棒子)”已成爲中國人對所有朝鮮人的稱呼了，所以中國小孩才會圍着他們高呼“高麗幫(棒)子”。而洪大容更不會想到，“高麗棒子”的稱法會一直延續到幾百年後。
四、“高麗棒子”語境中的“高麗”和“棒子”
關于“高麗棒子”一詞，還有一點值得探讨。通過前面的論述可知，“幫子(棒子)”一詞是明朝末年以後才在中國人中流行開來。但當時的朝鮮半島已是朝鮮王國時代，若按照常理，中國人應将朝鮮使團中的仆役稱作“朝鮮棒子”，而非“高麗棒子”。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人把“朝鮮”稱作“高麗”的現象相當普遍。
鹹豐五年(1855)，徐慶淳在出使中國時注意到，遼東人往往稱朝鮮人爲高麗：“遼人見我行，必呼曰嘉吾麗。華音稱高麗曰嘉吾麗，高音嘉吾也，麗音離也。”不僅遼東人，北京人也把朝鮮人稱作高麗。再看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鮮使臣李宜顯的記述：“我國人乘馬，别使人牽之，燕中人大以爲笑。每兒童輩乘馬，使人牽之，作勸馬聲，稱高麗高麗而去。”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赴北京戲場看戲，同樣被中國人喚作“高麗老爺”。如果說，中國普通百姓因爲見識有限，把朝鮮稱作高麗情有可原，那麽再看看中國官員的例子吧。洪大容在《湛軒燕記》中記錄了自己與中國官員希員外的對話：
稅官立門外，熟視良久，舉手招之。餘進與之揖，問其居住及職名，答雲：“滿洲人，家在京裏，見任沈陽戶部員外郎。”希問：“國王何姓？”餘對以實。希曰：“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餘曰：“新羅姓金，高麗姓王，本國姓李。”希曰：“然則高麗革世而爲朝鮮乎？”餘曰：“然。”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下層官員竟對朝鮮半島的政權更叠缺乏基本的了解，誤以爲朝鮮半島上的政權仍是王氏高麗。而此時已是乾隆三十一年，距王氏高麗滅亡近四百年，中國下層官員對朝鮮相關常識之貧乏實在令人吃驚。可見當時大部分中國官員對朝鮮的了解程度與普通民衆并無太大區别。再來看看飽讀詩書的中國儒生們：
早赴長安門，入通政門，坐于門内以待曙，有宦者數人，來欲交話，餘答以不通話。又有儒生數四人來言曰：“這是高麗人乎。”餘曰：“怎麽每道高麗，高麗是吾地前代之名，今則名喚朝鮮，這也是皇朝所定國名。”
這是明代萬曆二年(1574)朝鮮使臣趙憲在北京的親身經曆。對于中國儒生将自己喚作“高麗人”，趙憲非常氣憤，強調“朝鮮”才是明朝頒賜的正式國号。而從他“怎麽每道高麗”的說法來看，他在中國境内已是不止一次聽到“高麗人”的叫法。
總而言之，明清時代的中國，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政府官員、儒生對朝鮮的情況缺乏了解，而且習慣于把朝鮮稱作“高麗”，把朝鮮人稱作“高麗人”。朝鮮人對此雖然非常反感，但也無可奈何，并不能改變整個中國社會的認識。中國人把一切與朝鮮有關的事物都稱作“高麗”，這在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中，也能得到明顯的體現。該書提到：“朝鮮貢道從鴨綠江、鳳凰城取道遼沈，入山海關而至京師。盛京有高麗館爲貢使信宿之所。”這裏提到的盛京高麗館其實應叫作“朝鮮館”，朝鮮使臣金熤記述：“朝鮮館，在沈陽城中，孝廟在沈陽，次于此雲。”金昌業也記述到，盛京朝鮮館門前的牌匾書作：“朝鮮館”，因此朝鮮館才是盛京朝鮮使團留宿館舍的正式名稱。《遼左見聞錄》還介紹朝鮮王國的基本概況：“朝鮮國舊設八布政司，聞後分爲南高麗、北高麗，各四布政矣。不知其分自何年也。”這裏的八布政使司，應是指朝鮮王國的“八道”，但南高麗、北高麗的稱法卻不知從何而來，顯然是王一元從不可靠的渠道獲得的消息。除此以外，《遼左見聞錄》還常見“高麗包子”、“高麗參”等說法，這反映出當時的中國社會稱朝鮮爲“高麗”的現象極爲普遍。因此，中國人把“朝鮮幫子(棒子)”叫作“高麗棒子”也就不足爲怪了。
現在進一步來看所謂“棒子”。在朝鮮漢籍文獻中，把仆役階層寫作“幫子”、“榜子”、“房子”，未見有寫作“棒子”者。那麽，中國人可能不會看到這些朝鮮文獻，但他們又爲何要把“幫子(bangza)”一詞記作“棒子”呢？
對于仆役們的違紀行爲，朝鮮使團官員并非聽之任之，而會采取相應懲罰行爲。其懲罰仆役的方式則是用棍子杖打，這在朝鮮文獻中記作“決棍”。前述順治十三年在榆關店搶奪饴糖的刷馬人，被中國人舉報查出，其結果是“重仗八十回示行中”。道光十二年，使團官員爲了平息中國店家的怒氣，亦将拖欠房錢的幹糧馬頭“決棍”。爲了達到警示的作用，朝鮮赴華官員甚至常常在全體使團成員面前公開行刑，附近的中國人也可以圍觀。金昌業對行刑現場有所記錄：
穩城驿卒李貴，今月初一日，被驅于刷馬夫金洛乞者，傷左眼廢明。今日始告，門閉後，三使臣出坐前階，捉入洛乞，刑訊一次，同鬥刷馬夫崔可仁，決棍十度。杖時諸驿卒列立，一時發聲叫打。蒙古據牆而見之，有驚駭之色。
官員懲罰仆役的行刑場景可謂“隆重”。決棍時，不僅“諸驿卒列立”，還要“一時發聲叫打”，再配上受刑者的慘叫，已是“驚心動魄”，連圍觀的蒙古人都“有驚駭之色”。可以想見，朝鮮人揮舞棒子痛打仆役的行刑現場會給中國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因此，把朝鮮詞彙“幫子”記作“棒子”，可能是中國人在潛移默化中留下了對朝鮮人行刑現場的鮮明印記，民間流傳“高麗棒子”的說法，很有可能即源自朝鮮人拿棒子打人的慣見現象。
結語
本文主要利用“燕行錄”文獻，驗證了王一元有關朝鮮“棒子”的記述，并對“高麗棒子”一詞的來源和流變得出較爲清晰的認識：“棒子”最初來源于韓語詞彙“幫子(bangza)”，該詞在朝鮮王國本用來稱呼國内的仆役階層。而在朝鮮朝貢使團中絕大多數成員都屬于“幫子”階層。随着朝鮮朝貢使團的頻繁來華，“幫子”一詞逐漸爲中國人所熟知。而朝鮮“幫子”在中國違法亂紀，騷擾沿途百姓的行爲，使其在中國人心目中留下惡劣的印象。“幫子”開始成爲令人厭惡的代名詞。由于朝鮮使團主要由“幫子”構成，再加上朝鮮使團的出使會給沿途百姓帶來諸多麻煩，“棒子”一詞迅速擴大爲中國人對整個朝鮮人的輕蔑稱呼。而明清時代，中國人普遍把朝鮮稱作高麗的習慣，以及朝鮮官員用棒子行刑的現場記憶，又形成了“高麗棒子”的特定稱呼。根據洪大容的《湛軒燕記》，最遲在清代乾隆年間“高麗棒子”的稱法在中國已非常流行。直到今天，“高麗棒子”仍是中國人對朝鮮人最爲常用的帶有輕蔑意味的稱呼。
朝鮮王國五百年，包括朝鮮國王在内的整個朝鮮上層都極爲看重朝鮮王國在以中國爲核心的東亞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形象。不管是出于意願還是被迫，爲了樹立“恪盡責守”、“知書守禮”的國家形象，朝鮮王國每年都要派出使團前往中國“朝天”。即使是在國内動亂、外敵壓迫的情況下也未曾中斷。而朝鮮朝貢使團的使臣們也在盡忠盡職地完成國王交付的使命，不敢有絲毫懈怠。時至今日，随着這段曆史的遠去，除了少數學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已忘記了這些使團的存在。而隻有“高麗棒子”一詞深深烙印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并一直延續至今。我想這是當年朝鮮國王所不曾預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