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我國人力低度運用問題
今年首場公職考試於日前登場，這場考試雖是國小學歷者即可報考的初等考試，起薪不到3萬元，但前往報考者中竟有5千多名碩士、35名博士。這一現象說明我國人力低度運用情況日趨嚴重，不可不加以正視。
十多年來由於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與產業政策各行其道，造成高學歷者苦於學非所用，而企業則大嘆人力不足。日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參訪可成、萬國、建大這三家返台投資的台商，業者皆表示在台投資最大的問題就是招募不到生產線上的作業員。但反諷的是，國內青年失業率卻高逾13％，足足是台灣平均失業率的3倍。台灣社會一邊面臨缺工，另一邊卻依然無工可作，人力供需失衡之嚴重，不言可喻。
眾所週知，台灣人力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仍在於政府十多年廣設大學、研究所的政策，使得國內的高學歷人口於幾年之間以倍數成長。如今台灣具大學學歷者已達420萬人，具碩博士學歷者也已逾100萬，相較於1997年大學學歷者114萬，碩博士學歷者11萬，十多年來我國高學歷人口成長之速，可謂舉世僅見。
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創造了如此多的高學歷人口，但產業政策下的研發、創新人力卻沒有如此大的需求，於是形成了當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人力低度運用問題。試想一個只要國小學歷即可參加的公務員初等考試，竟有5千多名碩士、35名博士報考，這豈非人力供需失衡的警訊？
事實上，這些年來各類公職考試都出現此一現象。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五年前每百個找工作者只有5個想考公職，但如今已升至13個，而依考選部的統計，五年來報考高普考的人數，也由8萬多人倍增至近16萬人。這個現象固然與近年景氣低迷有關，但實則為高等教育政策使然。試想政府培養這麼多的博碩士，姑不論其所學與企業所需未盡相符，即令相符，企業也沒有這麼大的人力需求；於是不論所學為何，皆熱中於各類的公職考試，高考不上繼之以普考，普考不上繼之以特考、初考。這雖可美其名為政府人力素質的提升，但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豈是可喜之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力低度運用的情況除了呈現在公職考試上，如今也已呈現在職場上。近年來各行各業進用的碩博士快速成長，2011年底除了半導體、面板、電腦通信等科技產業擁有10多萬名碩博士，服務業的碩博士也逾20萬名。高學歷者遍布於餐館業、批發業、不動產業、旅行業、保全業及人力派遣業，其中人力派遣業在四年之間更倍增至5千餘人。觀察各業裡的碩博士，其中雖不乏有學以致用者，但學非所用者、大嘆生不逢時者，恐亦不在少數。
就以人力派遣業而言，其工作型態與傳統的僱用方式不同，因此也被稱為「非典型就業」。派遣人力的工作隨契約結束而會出現異動，這樣的工作環境莫說難伸其志，薪資水準相對也較低。依主計總處的調查，其2011年的經常性薪資平均不到三萬元，遠低於一般平均薪資的水準。以這樣的工作報酬來維持家計殊為不易，然而近幾年來進入此一行業的碩博士竟以倍數成長，這比起數千位碩博士報考初等考試，著實更令人訝異。
我們認為薪水固然不能代表一切，讓走出校園的青年體驗派遣人員工作的辛酸也可歷練其心志，並非毫無益處。但長期而言，青年的所學與所用若不能契合，這非僅是個人的損失，更是政府每年投入數百億高教預算的浪費。行政院的產學人力協調平台雖已建立多年，但迄今卻未見其提出正本清源之策，台灣每年仍持續創造6萬個碩博士。依此推計，無需十年，國內碩博士人口又將再升逾150萬人的新里程碑，屆時人力低度運用問題必將更形嚴重。
在西元十一世紀力主變法圖強的宋朝政治家王安石，就曾多次上書宋仁宗及神宗強調人才培養的重要，他說：「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王安石早已看出人才的教、養、取、任必須兼顧，能兼顧者則一國之人才不勝用，不能兼顧者則一國之人才不能用，其早我們九百多年已看到人力供需失衡的嚴重性。而十多年來我們的決策當局卻依舊懵然無知，各部會依舊蕭規曹隨、各行其事，無視於人力低度運用，對國家經濟已然伏下不測之憂。
最近輿論對景氣是否復甦、年金制度如何改革、政府組織如何再造甚為憂心。惟經濟發展的中心是人，過程是人，結果也是人，若不從人力這百年大計著手改革，台灣經濟社會的問題將永遠無解。屆時會有更多的博碩士報名初等考試，更多的博碩士成為派遣人力，但也會有更多台商因找不到所需的人力，而紛紛將生產線移至海外。執政者一定要到那一天才覺悟，則國力已失，為時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