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立法院凍結閣員年終獎金的思維危機
最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接連提案凍結經濟部、經建會首長及副首長的年終獎金，理由是台灣景氣太差，負責經濟事務的首長們必須待經濟成長回升到一定水準，並經立院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在野黨立委認為勞工日子難過，經濟部門首長自應苦民所苦。這個論述誠然有理，但台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非僅源於短期的不景氣，更是源於長期經濟結構的失衡。如果我們相信改善結構比振興景氣更重要，那麼評斷一位經濟部門首長稱職與否，該不該領年終獎金，便不該以短期的景氣起落為標準，而應以首長是否致力於長期的經濟改革加以評判。
許多人會說，經濟改革成效歷時甚長，又沒有量化指標可供評判，如此只好以經濟成長的高低來論英雄。這話說的雖有些道理，但國會議員若只會疾言厲色於一、兩季的經濟表現，只會不斷地以經濟預測連八降、連九降揶揄閣員，甚至只會在一些小是小非上逞口舌之能，這豈是國會議員該有的高度？如此爭鬧不休的國會又豈是國家之福？
台灣經濟結構失衡是非常明顯的，今天立委痛責台灣經濟表現不如人，但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前年台灣經濟成長的表現在全球幾乎是所向披靡，除了領先韓、美、歐，更贏過中國大陸。今年經濟預測連九次調降，而前年卻是由3.92％連續八次調升至10.88％，然而從長期經濟結構來看，昔日連八升與今日連九降，其本質是一致的，那就是台灣產業結構、出口市場皆存在嚴重的失衡，從而導致台灣景氣冷熱兩極的走勢。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年經濟成長連八次調升並不值得吹噓，而今日連九次調降也毫無意外可言，自不必加以苛責。換言之，昔日連八次調升並非經濟部門做了什麼偉大的貢獻，而如今連九次調降也並非行政團隊有什麼嚴重的過失。台灣這樣的經濟結構早已注定了大起大落的宿命，若我們還不正視這個失衡的結構，只會成天計較經濟成長上修多少、調降多少，只會在國會殿堂為這些數字爭的面紅耳赤，台灣經濟能不沉淪嗎？
遺憾的是，這些年我們的閣員疲於因應景氣，卻無暇顧及長期結構的調整。景氣一下滑，忽而研擬振興景氣方案、忽而端出振興房市政策，如今甚至連振興股市方案都上場了。這些振興措施或可讓景氣熱絡於一時，但對於改善台灣經濟體質毫無助益可言。再者，近年台灣出口輸給南韓，這明明是長期結構的問題，但政府還得推出鄭和計畫、龍騰計畫等拓銷方案，惟這樣的出口拓銷根本無法提升台灣的競爭優勢，但為避免被譏為毫無作為，閣員也只好上台跑跑龍套。
這些短期振興估計已消耗閣員七成的時間，另外三成時間又得赴立院，時而枯坐冥想、時而激辯論戰，如果立委又經常以短期景氣表現不佳相責，這無異迫使閣員更傾向於採取短期政策。振興振興、交代交代，如此台灣脆弱的經濟體質、失衡的產業結構豈有改善之日？
我們想問立委諸公，到底什麼樣的閣員才是典範，是那些任內經濟成長率高、失業率低的閣員嗎？還是那些致力於經濟體質改善者？觀察台灣近五十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交出漂亮成績單者，有時只是搭上國際景氣的順風帆罷了，而致力改革者在任內未必能年年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例如民國60年代孫運璿出任經長，剛好碰上石油危機，63年、64年經濟成長率降至1.4％、4.9％，然而我們能因這兩年的經濟表現不佳而否定其貢獻嗎？再如民國89年林信義出任經長期間碰上網路泡沬破滅，次年台灣史無前例地出現經濟衰退，我們能因此責怪林信義嗎？
平心而論，孫運璿、林信義兩位皆是令人尊敬而有遠見的部長，但是如果用今天立法院凍結經建會、經濟部首長年終獎金的邏輯，那麼孫、林兩位部長當年恐怕也領不到年終獎金。但這樣合理嗎？領不領年終獎金事小，但影響閣員的尊嚴事大，若任憑這種思維蔓延擴散，那些有遠見有大志者還願意入閣嗎？試想，經濟改革的成效既不可能立竿見影，經濟成長的高低又豈應成為論英雄、論成敗的指標？又豈能拿來做為首長年終獎金是否凍結的指標？
我們誠摯地籲請立法院回歸長期經濟政策的討論。台灣今天的經濟會由四小龍之首落至四小龍之末，就是因為內閣與立院都太在意這些短期指標，朝野動輒為幾個數據針鋒相對。追求指標而忘了目標，已是台灣政治人物的通病，正是這樣的邏輯讓內閣即興式創造了許許多多不該有的振興方案，如今這樣的思維又被立院用之於凍結首長的年終獎金，可悲可歎至極。朝野政治人物再不回歸長期的經濟政策思辯，共謀解決之道，四小龍之末非僅不是台灣排名的終點，可能還是另一波沉淪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