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媽第一次走出小鄉村，去武漢上大學。半個月之後，她寫信給她媽、我姥姥：同學們都有蚊帳，我沒有。姥姥回信：蚊帳是什麼？我媽詳詳細細寫給她：一種很稀很稀的棉布……
1962年，我媽第一次走出小鄉村，背着被縟卷，也許還拎了一土布袋熱紅薯，搭汽車，轉火車，再汽車，從河南出發，去武漢上大學。半個月之後，她寫信給她的媽、我的姥姥：“同學們都有蚊帳，我沒有。”姥姥回信：“蚊帳是什麼？”
我媽詳詳細細寫給她：“一種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樣長一樣寬，高度比兩張床之間的距離多一些。”我媽用線量的尺寸，三根長線就是三個尺寸。
沒畫圖嗎？蚊帳有一面是要開門的，沒畫圖怎麼說得清？——我想像着我媽每晚從帳下鑽過的狼狽。已經榮升姥姥的我媽，戴着老花鏡在穿針走線改造購物袋，不看我，口氣裡有小小的得意：“當然說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這樣，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時候，姥姥紡線，織“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縫紉。總之，暑假結束，我媽再上學的時候，行李裡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帳了。
30年後，我家三姐妹相繼考上大學。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簡，能省就省。搪瓷臉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實是毛巾，還有這一床姥姥的蚊帳。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為婚的童養媳，打心眼兒裡不想要。它小，和單人鐵架床嚴絲合縫着，本來就狹小的床鋪，這麼密不透風一籠，我恰如被搶親的祥林嫂，五花大綁在花轎裡，轎門一開，人就倒出來。它孔眼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細虻”的君子作風。最重要的是，它太舊了，土布已經灰得發黑。全寢室女生的蚊帳都其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氣地給社會主義抹黑。
有一次，一個外班女生來寢室逛，我聽見她向人打探：“那是誰的床？看著好髒。”我很憤怒，卻沒法向人解釋：它不是髒，它只是積了太多水洗不淨的歷史塵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質已朽，經不住我的噸位。我帶回家給我媽過目：確實不堪用了，之後全無心肝地棄之。
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我拋掉了這世上最後一件沾有姥姥手澤的事物。她的愛與尊嚴，全在這一針一線裡。
而我，長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實一直很窮。但我從不曾感受過窮：該有的電器傢俱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該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媽做的。姐姐們穿剩了給我，不斷短了又加長，我媽硬有本事把它處理成華美的緄邊，像復古，像VINTAGE。我的大學同學記得我背過的牛仔書包，時髦得緊，也是我媽的手工。
現在我也做了母親，不會任何針線活，我媽安慰我：“你會寫文章。”我唯一的驕傲是：我與我的母親、我的外婆一樣，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願意勤扒苦做，只為了讓這人生更豐盛富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