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書劍
有些關係存在命定的矛盾，坐擁高薪的「肥貓」和受基本工資影響的人，在打拚創造利潤時，是生命共同體，但在分配企業資源時，卻經常是利益衝突的兩群人，調和他們的關係是管理者的責任，並由企業主作決策；但當社會在討論這兩個群體的報償時，卻不能忽略其相異的意涵及共同應有的公平和正義。
在金融肥貓的批評聲浪稍歇後，最近幾個月，幾件討論薪資的議題特別醒目，5月時中央研究院為大專教師請命，希望能夠彈性調高其薪資水準，7月1日公教人員加薪3%，上週勞委會「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通過基本工資上調5.03%，這些事件因跟個人利益直接相關，引起許多公不公平的討論。
薪水當然愈多愈好，不過金融海嘯之後，坐領高薪卻闖出大禍的金融肥貓成為歐美各國監理檢討的重點，在監理機關眼中，高額獎金誘使金融高階主管從事成功後有高報酬的高風險交易，成為金融機構不穩定的源頭之一；而在政府介入協助企業重整的過程中，高額獎金更引起民眾普遍不滿，認為是慷納稅人之慨。
在金融改革呼聲下，著重金融穩定和消費者保護的美國陶德佛郎克法案（Dodd-Frank Law）於去年7月生效，過了1年，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通過附屬於該法案的相關規定，授權FDIC可追討對企業倒閉時應負有責任的高階主管在企業被接管時前2年的薪酬。
台灣一度也有相關的監理討論，不過金融界強力反彈，主張台灣金融高階主管薪酬遠遜於他國，根本沒有肥貓問題。
對薪資水準不滿的人不只是金融界，中央研究院今年5月出版的「研教與公務分軌體制改革建議書」，也認為台灣大專院校教師的薪資偏低，恐不利於高等教育的發展，亦舉歐美日和南韓等國的薪資水準為佐證。然而，高階經理和大專教師爭取的或許是合乎自己貢獻的薪資，但人比人氣死人，如果不考慮各國物價水準、生活水平的不同，而僅以比較各國薪資水準的方式爭取加薪，台灣不只所有的專業人士都要出走，基層勞工也應移民歐美了，因為連工讀生的時薪絕對數值也差人一截。
激勵理論中有一公平理論，以自己認知的所得為分子，而以自己認知的付出為分母，相除所得的值，若低於他人的所得除以他人的付出，就會有不公平的感覺浮現，此時若無法改變自己所得，只好降低自己的付出，或是離職、改變自己的認知等，這在社會薪資結構系統中，其實默默發揮著作用。
在公平理論下，肥貓牽涉到利潤的分配，各方在意的是貢獻程度的衡量；但最低工資則和生存有關係，是為了照顧弱勢而立的最低條件，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薪水常常是養家活口的基本來源，也因此，基本工資問題不僅止於貢獻度問題，而是在社會福利之外，給予人民有自食其力的機會。
勞委會「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將基本工資調高至18780元，調幅5.03%，是否合理？毋庸置疑地應考慮的不只是勞資雙方的接受程度，但勞委會在決策之時，是否有足夠的資料說服雙方，而非僅是要雙方互相體諒？改革當然要兼顧現實，但當企業主表明難以繼續經營時，政府有沒有足夠的資料，驗證企業的苦楚是否真實？當基層勞工表達薪酬太低而無法維持生活基本需求時，政府是否能搭配伸出另一雙協助的手？
當景氣循環回高點，肥貓問題或許會隨著時間消逝，但基本工資的爭議，顯然將時時考驗執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