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產業和資本強國邁進是整體經濟結構升級和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內在要求。未來十年，中國有望在全球資本流動與跨國并購中扮演更為積極與主動的角色。不過，盡管中國并不欠缺成為全球資源配置強國的資本要素，但西方國家對全球資源以及資源通路的控制不大可能因此放松。如何突破外部資源獲取的瓶頸，提升跨國并購水準，是國家和企業的必修課。
“末日博士”魯里埃爾·魯比尼曾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在2013年遭遇經濟硬著陸。不少人反駁了“末日博士”的觀點。甚至連一向不太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英國《金融時報》也對上述觀點將信將疑。從既往歷史來看，過去20多年來，凡是關於中國經濟將要崩盤的預言最終沒有一個得到驗證。換個角度來看，國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警告，既是一種提醒，有的時候也可被理解為自我炒作。
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撐經濟中長期增長的要素以及業已顯現的諸多約束條件來看，盡管中國經濟會在未來某個時期或者時間節點出現放緩，但放在世界范圍內比較，增長指標仍有可能在主要經濟體中居於領先地位。因此，我們既要正視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面臨的約束瓶頸，但也用不著對國外看空中國經濟的言論過於敏感。
全球資源配置力是軟肋
中國目前最缺的是企業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盡管中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之一華為，被認為有可能在明年超越愛立信而成為全球最大綜合通信設備商，看好華為發展勢頭的國家開發銀行日前更是向其提供了300億美元的信貸額度，盡管包括中國五礦在內的央企這些年來不斷提升全球并購能力，但是并不差錢的中國優質企業能否最終在發達國家市場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還要看對方的意愿與臉色。國際上反對中國企業入駐西方國家的雜音一直不斷。事實上，已有好幾位美國國會議員致函總統奧巴馬，要求美國政府從立法上尋求“永久性的解決方案”，以阻止華為在美國銷售網絡基礎設施設備。聯想到2008年，華為在美國試圖收購電子產品制造商3Com公司以及去年競標Sprint Nextel Corp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網絡升級業務的部分合同的相繼失敗，實在讓人感到中國企業拓展美國市場的舉步維艱。
中國從制造和出口大國向產業和資本強國邁進是整體經濟結構升級和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內在要求。但中國必須正視短期內難以克服的資源供應瓶頸，并找到可行的對策，否則目前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有可能因為上述原因而脫節直至出軌。畢竟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還只有5萬多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9%左右。即便如此，中國已經是諸多初級產品的最大消費國，對外資源依賴程度顯著上升。假如若干年后中國的經濟規模比肩美國，對世界資源的依賴程度將更加嚴重。屆時中國未必具備美國那樣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一旦資源供應國掐住我們的脖子，中國經濟發展恐難持續。
環視當今世界，頂尖企業尤為關注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國企業更是借助以軍事實力為支柱的國家力量來提升上述能力。而這恰恰是中國的軟肋。嚴格意義上說，中國迄今還沒有一家具有一流競爭力的世界級跨國公司。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是指能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進行最佳配置的企業，而中國目前的頂級企業中無論是中石油、中石化，還是中國五礦和華為，它們都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在全球配置資源的程度。
西方控制資源和定價權
控制能源與能源通道，把持能源定價權以及將能源交易美元化，是“資源為王”時代西方針對主要競爭對手構筑經濟“高邊疆”的戰略選擇。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經過一次大規模戰爭，以埃克森·美孚、殼牌、英國石油公司（BP）、德士古和道達爾為代表的西方石油巨頭對中東等地的石油布局就往前一步。
從某種程度上說，西方國家對能源主導權的控制還有針對中國的戰略企圖。因為無論是俄羅斯和巴西，其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要遠遠小於中國。俄羅斯更是世界第一資源大國。至於印度，盡管其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可能會不斷加深，但印度獲取外部資源的難度卻比中國小得多。目前，全球主要的能源通道幾乎都被美國控制。中國暫時只能將著眼點放在拓展陸路運輸通道上。西方更狠的一招是掌握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而中國在這方面基本上是看客。
內外兼修提升資源配置力
也許，中國企業要從老辣且極易結成價格同盟的上游供應商以及國際投行那兒最終博得定價主導權，并且打進發達國家的市場，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資源為王”時代，缺失初級產品定價權的中國既要運用國際通行規則與上游企業展開多回合的博弈，也要介入被國際大投行控制的期貨市場體系；并在逐步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同時，盡快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方式。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國際化過程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除了需要掌握國際規則以及設法破除目標市場國的諸多約束條件之外，就是在管理上要盡快達到國際市場上的要求。不少中國企業尚沒有足夠能力管理好跨地區、跨國、跨文化、跨民族的員工團隊和企業。的確，盡管你在國內的經營已經非常優秀了，并不能保證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樣優秀，兩者是不能進行簡單平移的。其間經營方式和管理方面的適應性最重要。而歐美和日本等國的跨國公司在這方面已經建立了一套相當成熟的管理體系，來避免國際化過程中出現的“水土不服”問題。如它們在中國市場上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十分強調本土化，也就是中國化，摩托羅拉就一直倡導要做一個“中國好公民”、東芝也希望把東芝（中國）建成一個扎根中國的中國企業，而不是被中國人看成是日本企業。不過這種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的“本土化”戰略真正實施起來卻殊為不易，它不僅需要企業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管理系統，還需要一大批具有跨國家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全球化經理人來實施。而這種國際化的人力資源恰恰是中國跨國公司目前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