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2 12:09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與妻子洛莉。（路透資料照）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近日承認婚外情，並向家庭和員工致歉。輝達董事會表示，目前正在調查有關黃仁勳成為外國情報機構目標一事，這段期間將由黃仁勳繼續領導公司。事件爆發後凸顯了家庭和事業交織在一起時可能會出現的難題，由於黃仁勳的妻子和子女在輝達公司及其龐大的股權、基金會中擔任要職，這種隱藏在內部的家族企業結構成為焦點。
《富比士》報導，黃仁勳在11月8日向輝達員工發送一份備忘錄，承認自己對妻子不忠，並向家人和員工致歉。輝達董事會同日表示，將審查有關黃仁勳成為外國情報機構目標的一事。這起事件引發了2大討論，一個是聚焦在共諜，另一個是黃仁勳妻子洛莉（Lori Huang）若選擇離婚，最終能得到什麼。
但是這兩方的討論都忽略了這實際上可能是一場「家族企業危機」，而這場危機發生在一個大多數人不會稱之為家族企業的公司內部。
家族企業可以從一個簡單的模型來看，由哈佛商學院學者塔吉里（Renato Tagiuri）和戴維斯（John Davis）所提出的三環模型（Three-Circle Model）將家族、所有權和企業描述為相互重疊的系統，而大多數治理失敗都發生在這三個環的交會處。若是將輝達套入這個模型中，從商業圈來看，黃仁勳是輝達的聯合創辦人兼執行長，自1993年任職至今。
當家庭與事業交會，黃仁勳的女兒黃敏珊（Madison Huang）於2020年加入輝達，現任實體AI平台產品和技術行銷資深總監；兒子黃勝斌（Spencer Huang）則在2022年加入輝達，擔任機器人產品線經理。兩人都在公司視為未來成長引擎的領域工作。
當家庭和所有權交會，輝達2026年委託書將黃仁勳及其妻子洛莉列為3個家族信託的共同受託人，截至2026年3月，這3個信託共同持有約6.69億股輝達股票，其中包括這對夫妻生前信託中約5.285億股。
輝達的董事會旨在管理「商業圈」的部份，但家族和所有權交會的領域卻無人監管，《富比士》將此稱之為「隱形圈」。在一般的家族企業裡，這會有一個明確的名稱、論壇和一套規則，但在輝達卻沒有，直到11月8日婚外情事件爆發後，才演變成市場事件。
這也體現出第二種家族企業模式，創辦人是關鍵人物。黃仁勳自1993年輝達成立以來，一直擔任執行長，這使他成為科技業任職時間最長的創辦人兼執行長之一。他管理的組織結構異常扁平，約有60位高階主管直接向他匯報工作，而且他曾表示，自己不會與他們進行一對一的會面。
黃仁勳的演講為整個AI產業奠定市場預期，他的皮夾克也成為公司象徵。投資人購買的不再只是輝達的晶片，更是黃仁勳的判斷力。當一家公司的身分、策略和對外聲譽都由一個人掌控時，這個人的私生活就不再隱密，就像這次爆發的事件一樣，個人危機也會演變成公司危機。
管理得當的家族企業會做到3件事，他們會將創辦人的個人和家庭事務與公司治理分開；不僅制定長期繼任計畫，也會制定緊急接班計畫；最後，他們會培養一群市場信任的領袖，讓信心不會只是建立在某個人身上。
在輝達，關鍵人物與家族體系緊密相連，創辦人同時也是一名丈夫，他的配偶持有大量股份，子女也在公司工作。關鍵人物風險和家族風險在這裡是同一回事，所以光是控管商業圈是不夠的。
黃仁勳的妻子洛莉不僅僅是他的配偶，洛莉在奧勒岡州立大學與黃仁勳相識，當時兩人是工程實驗室搭檔。兩人在1985年結婚，比輝達成立早了8年。黃仁勳曾表示，妻子對公司的創建和管理家庭財務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現在許多報導都將潛在的離婚賠償簡化成一個假設性的數字，然而，以家庭企業的結構來看，洛莉實際上「身兼三職」，他是龐大所有權股份的共同受託人、家族基金會的董事，也是兩名下一代員工的母親。對於一個姓名沒有出現在治理體系的人來說，這無疑是舉足輕重。
目前兩人並未宣佈離婚，也無法預測黃家人最終會做出什麼決定，不過，現在這個家族做出的任何決定都與輝達股東息息相關，目前仍不清楚公司方面是否已建立相對應的管理機制。
在家族企業中，創辦人危機也立即引發3個問題，「誰能代表家族發言？是否有接班計畫？下一代是否受到保護或是面臨風險？」黃仁勳的兩個孩子最初都沒有從事科技業，直到2019年，兩人一起在麻省理工學院參加AI高階主管課程，隨後接連加入輝達擔任實習生，目前都在輝達視為未來成長引擎的領域工作。
在輝達，決定CEO的接班人是董事會的工作，但市場仍會解讀家族訊號，由於創辦人的兩個子女都在公司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成長領域任職，市場肯定會關注。家族企業透過設立家族委員會、制定家族僱用政策以及明確劃分所有權角色和管理角色來解決這個問題。根據輝達公開披露資訊，目前黃仁勳兩名子女均不是高階主管，也不會直接向黃仁勳報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