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最大的勇敢都來自母親--1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從北京返回上海。幾個早已安排好的課程，也只能調課。校方說：「這門課很難調，請儘量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回答：「也請你們給我一個機會，我只有一個母親。」
媽媽已經失去意識。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輕輕一抖，沒有其他反應。我終於打聽到了媽媽最後說的話。保姆問她想吃什麼，她回答：「紅燒蝦。」醫生再問，她回答：「橘紅糕。」說完，她突然覺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來，之後就再也不說話了。橘紅糕是家鄉的一種食物，媽媽兒時吃過。生命的終點和起點，在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學語的那些年，媽媽在鄉下辦識字班、記帳、讀信、寫信，包括後來全村的會計工作，都由她包辦，沒有別人可以替代。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她總是帶著我。等到家鄉終於在一個破舊的尼姑庵里開辦國小時，老師們發現我已經識了很多字，包括數字。幾個教師很快找到了原因，因為我背著的草帽上寫著4個漂亮的毛筆字：「秋雨上學」，是標準行楷。
至今我仍記得，媽媽坐在床沿上，告訴我什麼是文言文，什麼是白話文。她不喜歡現代文言文，說那是在好好的頭上扣了一個老式瓜皮帽。媽媽在文化上實在太孤獨，所以把我當成了談心對象。我7歲那年，她又把掃盲、記帳、讀信、寫信這些事全都交給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學，媽媽心情有點兒緊張，害怕因獨自在鄉下的「育兒試驗」失敗而對不起爸爸。我很快讓他們寬了心，但他們都只是輕輕一笑，沒有時間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獲得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是因為已經替鄉親寫了幾百封信；數學競賽獲大獎，是因為已經為鄉親記了太多的帳。
醫生問我妻子，媽媽一旦出現結束生命的信號，要不要切開器官來搶救，包括電擊？妻子問：「搶救之後能恢復意識嗎？」醫生說：「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續一兩個星期。」妻子說要與我商量，但她已有結論：讓媽媽走得體面和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