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仇視猶太人的根源--3
這還不是大屠殺的意識形態。用莫斯的話說，這種種族反猶主義只會朝向「走向最終解決方案」；它並沒有使納粹政權「到達最終解決方案」。現在著名的術語「民粹主義意識」、「文化絕望」、「反猶太主義的救贖」、「獨裁生物學的時代」、「反動現代主義」，以及最近索爾·弗里德蘭德（Saul Friedlander）提到的「反猶太主義的救贖」——將我們帶到紐倫堡種族法的意識形態世界和1938年11月初的集體迫害，但不是那種伴隨並證明跨越到最終解決方案的反猶主義。
激進的反猶主義的核心就是一種陰謀論，它為大屠殺辯護，並與大屠殺形影不離。該陰謀論認為，這是一場旨在摧毀納粹政權和滅絕德國人的國際猶太人的陰謀，絕不是種族劣等，而是擁有巨大的力量。它的關鍵理論部分在偽造《錫安長老議定書》中得到了臭名昭著的預示。希特勒和他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更是將這一陰謀論加以篡改，用以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性質，並向人們解釋其與蘇聯、英國和美國公共生活中領袖的關係。納粹戰時宣傳的證據也表明，納粹宣傳的核心本身就隱含一場國際猶太人陰謀的傳說，而不僅僅是關於血統、種族和性的紐倫堡種族法的生物學痴迷，而且確實也構成了納粹意識形態中獨特的種族滅絕理論。納粹聲稱由於「國際猶太人」正在對德國發動一場滅絕戰爭，納粹政權出於自衛而有義務去「消滅」歐洲的猶太人。
正是這種希特勒及其同僚由仇恨和對極端反猶太主義的詮釋的結合，使從迫害到種族滅絕的這一突變變得合理合法。它利用了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對猶太人的仇恨，以及納粹政府支持的6年種族主義歧視和迫害。除了過去對猶太人的仇視之外，據說使德國人產生仇恨的是因為他們害怕所謂強大的猶太人會對德國做出不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