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5月21日報道，歐洲債務—貨幣—銀行危機的“零地帶”不在希臘，也不在葡萄牙或愛爾蘭，甚至不在西班牙，而是在德國。
這是一個強大、高效的工業化出口引擎國，一個對世界其他國家(包括歐元區其他大部分國家)享有巨大貿易順差的國家。與其將出口帶來的這筆財富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節儉的德國人更願意將它投入儲蓄，交給資本化程度很低的德國銀行。而事實證明，這些銀行在毀掉這筆財富方面同樣效率卓著：它們將這筆財富投入高風險的債券———這些債券是由那些需要資本來負擔與德國貿易逆差的貿易夥伴發行的。為了防止這些銀行崩潰，德國納稅人被迫用他們剩下的錢拯救他們不幸的銀行，或是救助那些肆意揮霍的貿易夥伴。
通常，在這樣一個國家，巨大貿易順差產生的結果本應是工資增加和貨幣升值，來體現其新的財富和生產力。這樣的結果是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下降，同時鼓勵工人將增加的收入用于購買廉價進口產品上。這樣才會使進出口更加平衡。
然而，恢復平衡在德國卻沒有發生。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與歐元區其他國家的貿易帶來的，由于使用同樣的貨幣，所以無法調節。另一個原因是，德國人天性渴望儲蓄，不願將新近獲得的財富用于進口產品與服務上。歐洲央行遵循緊縮的貨幣政策也減緩了增長速度，阻礙了國內消費與投資，而歐洲央行所以遵循這樣的政策主要是受德國人節儉和對通貨膨脹擔憂的影響。
但是大部分德國人並不是這樣看這場危機的。他們譴責揮霍無度的地中海鄰居，利用歐元欠下大筆公債與私人債務，如今又無力償還。他們譴責對衝基金和其他投機者使本已糟糕的局勢進一步惡化，並將盈利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他們感到震怒，因為他們的領導人告知他們，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普渡眾生”。
德國人誤解這場危機根源的危險在于，這會使他們及其他歐洲人推出錯誤的解決方案。
雖然歐洲各國政府有長期的結構性預算問題，但迫在眉睫的財政挑戰來自稅收收入的下降和轉賬性支出的增加，而這是由增長速度放慢和高失業率帶來的。因此，正確的政策不是讓整個歐洲大陸穿上緊縮財政的“緊身衣”，歐洲央行目前迫切要做的應該是，以降息和直接購買政府債務的形式，推出額外的貨幣刺激措施。事實上，如果德國的通貨膨脹率提高到3%—4%，希臘和西班牙就可以避免陷入通貨緊縮。
同樣，現在應放棄有關“希臘可以避免拖欠債務”這種毫無根據的說法。它不可能做到。同樣，銀行和其他私營部門的股東因不明智的投資而蒙受的損失，也不應由納稅人來埋單。如果要用公款，就應該把它用作刺激“自願”調整的“甜味劑”。在這樣的調整中，將邀請股東將原來的債券調換成為新的票面價值降低、卻對歐盟拖欠投了保的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