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近來劇貶，引發美元可能喪失作為全球主要準備貨幣角色的疑慮。畢竟，除美國聯準會（Fed）的激進貨幣寬鬆政策（可能導致這個世界主要法幣貶值）外，金價和通膨預期也持續走升。
但有關美元提早陣亡的報導，也是嚴重誇大了。美元最近的疲態是短期景氣循環因素所致；長遠來看，情況會更加複雜：未來美元兼具強項與弱點，其全球地位有可能弱化，也可能不致淪落至此。

美元短期利空的主因之一，是Fed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隨著美國將日漸龐大的預算赤字貨幣化，Fed的做法看起來比多數其他主要央行更加寬鬆。

在追逐風險期間，美元容易走弱，反之亦然，這就是為何美元匯價在2至3月的新冠疫情恐慌期間達到頂峰，之後隨著市場信心恢復，在4月開始坐溜滑梯。Fed啟動與其他央行的換匯額度，緩解了美元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在新冠危機初期流動性不足，推升美元匯價走高；如今全球美元氾濫，也對美元構成貶值壓力。

此外，有些已開發國家（歐洲和其他地區）和某些新興市場（例如中國大陸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遏制新冠肺炎措施遠優於美國，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復甦會比美國更富韌性。 因此，美國公衛措施失敗和相關的經濟弱點加深了美元的貶勢。
需要重申的是，在這場疫情之前，美元的名目與實際匯率（經通膨調整後）自2011年以來已升值了30%以上。鑑於美國外部赤字不斷攀升，加上利率水準不夠高，無法吸引資本流入來融通，有必要以美元貶值，來恢復美國的貿易競爭力，而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意味著美國希望美元貶值以恢復外部競爭力。
若誠如最新的全球成長數據所顯示，「V型復甦」失速成為虛弱的「U型復甦」、甚至「W型」的雙底衰退，抑或是如果第一波疫情未獲控制，且在效疫苗問世前，第二波疫情就扼殺了復甦，短期內美元可能再度走升。

從中長期來看，多項因素可使美元保有全球霸主地位。美元將繼續受惠於基礎廣泛的彈性匯率制度、有限的資本管制，以及深厚的流動性債市。更重要的是，根本沒有明顯的替代貨幣，能扮演廣泛的帳戶單位、支付工具、及穩定的價值儲存等角色。

除此之外，儘管疫情肆虐，但美國潛在的經濟年成長率約為2%，高於多數其他已開發經濟體（接近1%）。美國經濟在許多領先產業中，仍然保持活力和競爭力，例如科技、生技、製藥，健康照護，以及先進的金融服務，所有這些產業都將繼續吸引國外的資本流入。

任何覬覦美國這項地位的國家都必須捫心自問，是否真想以強勢貨幣、和隨之而來的龐大經常帳逆差，來滿足全球對安全資產（政府債券）的需求，這對歐洲、日本或中國大陸似乎相當不具吸引力，因為強勁的出口對這些地區或國家的經濟成長至關重要。

在當前情況下，美國可能仍保有其「高人一等特權」，繼續發行吸引民間和政府投資人買進的安全長債。

那麼問題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哪些因素可能會破壞美元的全球地位？首先，如果美國繼續將龐大的預算赤字貨幣化，因而推升其龐大的外部赤字，那麼通膨飆升最終可能使美元貶值，並削弱其作為準備貨幣的魅力。從美國目前推出的各項經濟政策來看，這確實是一個逐漸升高的風險。

另一個風險則是，美國喪失地緣政治的霸權，而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也是這麼多國家優先使用美元的主因之一。霸權貨幣作為全球準備貨幣並非新鮮事，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以及19世紀的英國，都曾有過類似的風光。 如果未來幾十年出現了許多人所說的「中國人的世紀」，那麼隨著人民幣升值，美元可能就黯然失色。

利用貿易、金融和科技等制裁將美元武器化，可能會加速這個過渡期。即使美國選民在11月選出新總統，這些政策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為美中冷戰是一個長期趨勢，且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及盟國，都早已逐漸多元化資產組成，以免遭制裁、或美元資產被沒收。

於此同時，中國大陸一直在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逐步放寬一些資本管制，並且建立更深厚的債市。大陸已說服更多貿易和投資夥伴，用人民幣做為帳戶單位、付款工具，以及包括外匯存底在內的價值儲存單位。

大陸正在構建一套體系，以替代由西方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並致力於最終可以國際化的數位人民幣。大陸國內的科技巨頭也正在建立龐大的電子商務和數位支付平台（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因此，儘管美元的地位目前很安全，但在未來的幾年和數十年，美元將面臨重大挑戰。

誠然，無論是中國的經濟制度（有金融管制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是其技術官僚專制的政治體制，對西方都沒太大吸引力。 但對許多新興市場和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這種中國模式變得相當有魅力。未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金融、科技和地緣政治實力的擴張，人民幣可能會在世界更多地區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