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員誘捕通緝犯計劃，涉嫌偽造文書罪
警方為了辦案績效，無所不用其亟的作法，乃時有所聞。台北市某員警就用寄發明信片的方式，誘騙通緝犯到案，員警以具有正式公文效力的明信片，寄給一名拒絕到案的煙毒犯，內容大致是該名受通知人(通緝犯)的身份證被強盜集團盜用，希望他出面澄清，否則將列為被告。受通知的通緝犯不疑有他，信以為真出面，結果卻被警方依煙毒通緝逮捕。此案經最高法院法官認定，員警所寄發之明信片是使用派出所戳章屬於公文書，但內容卻與事實不實，影響公文書的公信力，構成偽造公文書罪，該員警也因此而被處以六個月的徒刑，緩刑兩年。
何謂「偽造文書」？刑法上所指的「文書」為何？凡定著於有體物上，具有人類特定意思之內容，而足以為意思表示證明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錄音顯示之聲音、錄影顯示之影像或電磁記錄顯示之符號，均屬刑法上之文書。刑法就文書之概念，又細分為「公文書」（刑法第十條第三項）與「私文書」（不屬公文書之文書）；所謂「偽造文書」（非真正的文書），是指無權利人冒用他人名義制作文書，除了形式上冒用，實質上對冒用者亦不生效力。另一個與「偽造」類似的名詞為「變造」，是指「局部偽造」，即無權利人於「真正的文書」上為局部的更動。
然而，不論是偽造或變造，在違法的認定上並無不同。例如【偽造變造通用貨幣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預備偽造變造通用貨幣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二百零一條）、【預備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二百零四條）、【偽造變造郵票印花稅票】（刑法第二百零二條）、【偽造變造車船票或其他往來客票罪】（刑法第二百零三條）、【偽造變造度量衡定程罪】（刑法第二百零六條）、【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二百十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刑法第二百十一條）、【偽造印章印文押署罪】（刑法第二百十七條）、【偽造公印或公印文罪】（刑法第二百十八條）。
偽造變造文書罪，刑法第二百十條規定「….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此與偽造變造通用貨幣、有價證券、車船票、度量衡定程、郵票印花稅票等罪之規範文意不同。如果從條文文意上來解讀，偽造文書尚須「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始構成犯罪。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一二六八號判例表示『….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受損害之虞而言….無損於他人之合法利益，自與偽造文書罪之構成要件不合』；又最高法院於四十九年台非字第一八號裁判表示『….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然亦必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之形式，而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
由上述兩則實務見解分析員警誘捕通緝犯的作法，雖”餌”用的不當，但此與任意入人於罪，或嫁禍於他人的情形不同。也就是說，受明信片通知的通緝犯原本既有到案的義務，並不因為警方使其到案的形式方法不同而有差異。何況，用明信片誘捕通緝犯的方法，似不足以對任何人生有損害。反觀最高法院判決，似乎表示抓通緝犯的作法若有瑕疵，應比照「毒樹果實」理論（採證方法違法，該項違法所採之證據，不能作為認定罪責的依據），以裁判認定為「不算數」，然後再演出個「放虎歸山記」，讓警方白忙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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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警員以明信片的方式，假藉名目誘捕通緝犯的計劃，屬不能構成損害的行為，應不論罪。就算是有違害他人的非難性，亦屬不足生損害他人之無危險行為，按刑法第二十六條但書規定，應從輕量處或免除其刑。
來源：台灣法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