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歷史大學堂
文：李書緯
乾隆皇帝晚年，馬嘎爾尼訪華，要求貿易通商遭到拒絕，但英國人並不甘心，而是以列強式的敲門行徑希望實現對華商業貿易。
當然，這其中也有希望通過經濟擴張，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變成英國殖民地的願望，因為這樣就可以毫無顧慮地向中國傾銷商品並獲取資源和原材料。所以，英國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敲開中國的大門。
其實，拒絕馬嘎爾尼使團的乾隆皇帝也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在馬嘎爾尼訪華之前，乾隆皇帝就說：“英吉利在西洋各國中最為桀驁強悍……不可不預為之防。”
防範是可以的，但是要有合理的方法。
老實說，大清朝應該通過對外交流以取長補短，使自身變得足夠強大。這樣，外夷覬覦中國就不能不有所忌憚。但是，乾隆皇帝不這麼看，他的防範卻是把國門關起來，儘量讓天朝百姓少與外夷接觸。
事實上，大清朝閉關鎖國並非乾隆皇帝的發明創造。
在他的爺爺的父親那一代，也就是順治帝，為隔絕東南沿海各省人民以及鄭成功的反清活動而把海禁作為“堅壁清野”式的行動。
當時，鄭成功在南明唐王政權滅亡後，並不甘心，仍然聚眾在福建沿海一帶堅持抗清活動。
順治帝為穩固政權，於1656年頒佈了禁海令，要求商民不得私自下海，不得將糧食貨物等與逆賊貿易。違反者，斬首，貨物充官。
後來，鄭成功從廈門渡海驅逐了在臺灣的荷蘭殖民者，在那裡建立了反清政權，順治帝進一步加強了禁海令。這些禁海令當然不是針對外夷，而是防範那些反清力量的。順治帝施行海禁政策是以維護王朝統治為出發點的，所以，對於外來貿易也一概禁止。
不過，當時的海外貿易還很少，基本上是延續了明朝時的狀況。明朝時，要求對華貿易的主要有葡萄牙和西班牙，明朝末年出現了東印度公司。但是，他們的通商要求具有強權性質。
明朝末年，英國也提出了與中國通商的要求。當時，英國已取代了荷蘭的“海上霸王”地位。但是，它與中國的通商要求也是與武力相伴隨的。
1637年，英國一艘武裝商船來到中國，要求貿易通商。英國商船進入廣東後，卻發炮轟擊廣東炮臺，“奪而據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明朝軍隊被迫還擊，並擊退了英國人的入侵，其貿易通商也遭到拒絕。
▲愛新覺羅•福臨（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關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瀋陽故宮永福宮，生母為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年號順治，在位十八年。
從這些國家以武力相威脅、要求中國貿易通商的情況看，西方國家以強逼的手段，要求向中國輸入商品，中國封建王朝要戒備這種侵略，閉關成為一種手段。特別是順治皇帝入關後，一方面要防範國內沿海的反清力量，另一方面要抵禦西方的殖民貿易，所以，他擴大了閉關政策。
到了康熙年間，雄踞臺灣的鄭成功之孫鄭克爽降清，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臺灣抗清政權覆滅。如果仍然堅持海禁“防賊”，已經顯得很牽強了。再說，康熙帝經過幾十年的文治武功，綜合國力不斷加強，已經完全具備了抵禦外侮的能力。康熙帝順應形勢正式開放海禁，並設置了廣州、廈門、寧波、江海（江蘇雲臺山）四個海關。
海禁一開，中西貿易便變得頻繁起來。
既然康熙皇帝開放了海禁，活躍了對外貿易，那麼到了乾隆皇帝執政的時代，他為什麼又要收口閉關呢？
乾隆皇帝繼位以來，雖然仍然號稱盛世，但是國力與康熙、雍正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呈現江河日下的趨勢。乾隆皇帝晚年，好面子的他處處標榜自己的功績，拼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面。他好大喜功、追求虛名的行為，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劇了朝廷吏治的腐敗。說當時的官員十官九貪是毫不誇張的，官員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是蠅營狗苟，貪腐成風，造成了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于武事，使得軍隊喪失了戰鬥力。
長時期浸淫於“歌舞昇平”虛假繁榮中的乾隆皇帝當然知道這種情況。就說和珅的貪腐吧，他內心很清楚，和珅在自己的保護下已經成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大貪官，只是好面子和虛榮心使他不願揭開這個蓋子罷了。
▲愛新覺羅•玄燁（穆麟德：Hiowan Yei，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後世稱呼為康熙帝。蒙古人稱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語“平和寧靜”之意，為漢語“康熙”的意譯）。
大清的國運日下，西方工業化的日新月異，乾隆皇帝不可能一無所知。
來自西方的近代化發展對中國傳統小農意識的衝擊，他應該也是有所察覺的。但是，他不是積極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是以閉關鎖國為手段來躲避這種威脅。
當然，乾隆皇帝這樣做，也有另外一種原因。
我們知道，自明朝以來，西方要求與中國貿易通商大多帶有強迫性質。大清朝當時還有一種擔心，即擔心國內的反清勢力得到西方勢力的支援。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減少對外貿易，隔絕中外之間的交往，把貿易限定在一定區域，成為乾隆時代勢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皇帝要閉關鎖國，當然也不是直通通地就採取閉關政策。
他先是採用經濟手段希望達到不與外夷接觸的目的。他命令浙江口岸增稅一倍，希望英國人知難而退。但是，這一招並不靈，英國人提高了商品交易價格，商船往來仍然不斷。
乾隆皇帝急了，見經濟手段不能奏效，他便使用了政治手段。他嚴令“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准再赴浙省”。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實際上，他這一閉關之舉有三重考慮：
•其一，廣東地窄人稠，沿海百姓大多靠洋船為生；
•其二，虎門、黃埔在此設有官兵，同浙江等口岸相比，容易防守；
•其三，擔心傳統的貿易口岸發生變動，外國人大量往來，會對中國“民風土俗”產生影響。
在大清國閉關與英國人渴望叩關的矛盾和利益糾葛中，“公行”制度直接損害了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因而東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扮演了敲開中國大門的“敲門者”角色。
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政府開辦的具有壟斷遠東貿易性質的官方企業，成立於1600年。
之所以成立該公司，英國人的目的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外侵略，特別是對遠東擴張的工具。
自1603年起，東印度公司以通商作為名目把輪船開到了印度半島，在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等口岸廣設商館，然後在商館周圍建立堡壘作為蠶食印度的基地。
當時統一的印度表面上看起來很強大，但是內部宗教對立、種族糾紛和王國矛盾使它經不起任何外來因素的破壞，隨時可能處於危險之中。東印度公司看到了這一點，挑撥印度人發生內訌，用印度出錢豢養的印度籍軍隊圖謀併吞印度。
1757年，東印度公司收買孟加拉9萬大軍，奪取了這個擁有2萬人口的王國。從此披著商貿外衣的東印度公司搖身一變成為具有軍隊、領土的國家，並最終吞併了全印度。
印度成為英帝國的殖民地，對中國構成了直接威脅。
如何不讓外夷踏進國門一步，維護王朝體制，便成為乾隆皇帝及以後歷代帝王們思考的重大問題。
乾隆皇帝拒絕外夷，在他看來，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他推行“公行”制度和防範政策，作為對外擴張、擴展國際市場領頭羊的東印度公司當然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因而，在大清國“公行”制度和“防範規條”推行後，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
李侍堯頒佈《防範外夷規條》後不久，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夥同荷蘭商人發表聲明說，必須照舊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貨。
▲19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全稱“可敬的東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或“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簡稱BEIC， HEIC），有時也被稱為約翰公司（John Company），是一個股份公司。
乾隆時代還是大清王朝的盛世時期，英國人雖然反對，但礙於實力，還不敢公然叫板。到嘉慶時代就不行了，盛世已過，民族矛盾和國運存在的問題日益顯露出來，英國人漸漸不把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放在眼裡了。敲門之聲不再是假惺惺的“彬彬有禮”，而是對嘉慶皇帝頒佈的法令採取漠視的態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脅。
英國人帶有尋釁性質的“叩門”行徑，在嘉慶時代屢有發生。嘉慶皇帝當政的第四年，英國人駕著三艘兵船駛入中國內海。此舉違反了清政府規定的不准外船進入中國內海，只准在潭仔灣停泊的規定。英國人以“船壞了”需要修理為由，將兵船停泊在距離廣州三門炮臺很近的地方。後經多次交涉，英船才很不高興地離開。
最讓嘉慶帝感到頭疼的是1808年英國人竟然載著洋槍大炮來到中國的海面上尋釁。是年，13艘英兵艦侵擾我國東南沿海，闖入虎門。雖然英國兵船被中國水師擊退，但也暴露出大清上自總督下到水師官兵處理外交事務和官兵作戰能力的低下。
1808年，英國人以法國要侵佔澳門為藉口，令海軍少將度路利率9艘兵艦於9月11日駛抵澳門。
對於英國人的到來，起初葡萄牙人抵抗，拒絕英軍登陸，後經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經理斡旋，葡萄牙人准許他們登陸。10月末，英國又從印度調來4艘軍艦，兩批共計兵艦13艘，虎視眈眈地要侵犯廣東。為了蒙蔽中國官府，英國軍艦懸掛著葡萄牙國旗，士兵穿著葡兵制服，很順利地佔據了媽閣炮臺、嘉思欄炮臺及聖奧斯定教堂等處。
眼見英國人的大部隊登陸澳門，駐守澳門的遊擊將軍祁世和連袂廣東香山縣知縣彭昭麟，向兩廣總督吳熊光報告澳門危機，希望他調集軍隊阻截英軍。對於祁世和與彭昭麟的報告，吳熊光很不以為然，在二人的報告上批示：鎮靜不可張惶。結果，英人很快侵入了虎門。嘉慶帝得到這一消息後既震驚又惱怒，大罵吳熊光軍情緊急也不奏報。
在嘉慶帝大罵吳熊光之前，吳熊光也不是毫無動作，他在總督衙門翻找看有沒有此類事情的成案，希望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別說還真讓吳熊光找到了。成案是1802年英格蘭兵船欲占住萬山及虎門外沙角山頭，吉慶派員前往曉諭兩月有餘，英格蘭人即行撤退。
吳熊光也想如法炮製，他派熟悉夷情的潮州知府陳鎮、祁世和前往交涉，提出沒有中方許可，不得登陸澳門。但是英國人不管這一套，繼續我行我素。
吳熊光感到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一方面他繼續派人前去斡旋，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給嘉慶帝寫了一份奏摺：
•現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俟夷兵退出澳門，方准起貨，並稱該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吳熊光還說，為防止英國人不撤退，已經調派水師做好準備，嗣奉到諭旨即遵照複令。
吳熊光真的如他在奏摺中所說，派出水陸官兵秘密預備了嗎？事實上，這是個謊言。
當時，英國人不僅沒有被吳熊光的命令嚇退，反而率領三艘戰艦、數百名士兵闖入虎門，進泊黃埔港。吳熊光不得不派兵防範。雖然後來英軍不得不撤退，但這暴露出大清國朝野存在的問題。事後，嘉慶帝處理了吳熊光等人。但英國人進入澳門、侵入虎門，可以視為未來鴉片戰爭的預演，英國人更瞭解到了大清王朝朝廷、軍隊、地方官存在的問題。
1816年，英國人曾經這樣揚言：“如果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須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並要在大炮的瞄準下，才發生效力的。”從這個情況來看，英國人為通商及擴張自己的殖民勢力已經全然不把自以為是的大清國放在眼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