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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哈拉閒聊   發佈於 2016-07-05 18:52

中國人的城府

原題:《中國人為什麼要“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作者簡介:華中師大德育研究所兼職教授,鳳凰網十大洞察力博客,現供職於廣東第二師範學院。
破解中國文化之謎,最有效的捷徑就是分析中國傳統的格言警句。而這些格言警句,一是集中在《論語》之中,另一就是集中在《增廣賢文》中。這兩本書,都是格言警句彙編。只不過前者囿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後者則是歷經千年,由生活實踐經驗中提取。相對來說,《增廣賢文》由於是中國人的經驗匯總,更能夠說明現實中的中國社會實情。
接觸這部書是我讀初中的時候,家裡有家傳的石刻印本,也算是家傳的古書了,雖然那時對那些繁體字常常看不太懂,但是,也有能夠看得懂的部分。比如什麼“近水知魚性,近山知鳥音”、“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複小人心”、“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讀書須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等等。
這些格言警句其實前後並沒有什麼聯繫,都是東一言,西一句。沒有邏輯,也不成體系,事實上只是一個語錄大雜本而已。不過,一翻開這些語錄,就遇到關於說話要謹言慎行的告誡。年輕人是很難懂得的,隨著閱歷加深,其實《增廣賢文》都是中國社會民間的生存經驗與智慧的高度概括。
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讀後確實感覺不爽。因為,這意味著真誠與直率都是負面的。後來才知道這是由於中國儒家文化的陰性特性決定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論城府,講機心,要策略的。因為權力之劍高高懸在每個人的頭上,稍有不慎,就會給自己帶來牢獄血光之災。在專制社會,大興文字獄,告密,酷刑,陰謀,特務,是與每個人的生存密切聯繫著的。
所以,中國人自古就不是以口才論人,也不是以智慧論人,而是以“仁”論人,而所謂仁,就是孔子的標準,即“剛、毅,木訥近仁”,相反,口才好,能說會道,思維清晰,表達清楚,那反而是壞事,因為,孔子同樣有過結論:“巧言令色,鮮矣仁”。因此,中國科舉考試,選拔狀元,一是看字寫得好不好,二是看八股文章是不是合意,三是看才貌雙全。中國儒家的傳統標準裡,一個人演講能力強,就是巧言令色,這樣的人就被懷疑沒有道德。因此,選拔官員,也常常是以沉默寡言、肥頭大耳,印堂發亮為標準。甚至這個標準在當今中國也仍然適用。
在中國自古以來,鮮有思維敏捷,口若懸河,妙語連珠的人能夠當上大官,但是從來不缺乏那種少說話,多作揖,多跪拜的官場要人,這種現象引發了大文豪蘇東坡先生無限感慨,許下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心願,是這樣的:但願生兒愚且鈍,平平庸庸到公卿。其實蘇軾先生不明白一個道理,對於帝王的家天下,聰明智慧的人始終是一個威脅。腦袋瓜子笨點,最好灌滿一腦袋瓜子漿糊,這樣使喚起來就更容易一些。
中國之所以不同于古希臘就在於,古希臘城邦的民主政治與法治社會,解決問題之道都是通過投票選舉抉擇,而要爭取選民,事先必須爭取選民的理解與支持。因此,古希臘時就有所謂智者派專門招收學生,傳授演講辯論技巧。真正的邏輯學發源于古希臘,集大成於亞裡斯多德,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有那種制度,就有那種需要,有那種需要,一種學問與技能就會得到相應的發展。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社會,根本沒有議會這樣的表達途徑,都是一個人專斷獨裁。因此,所謂邏輯學、論辯技巧,修辭學這些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許多人因為聰明智慧,能言善辯,最後無端丟掉了腦袋。
因為,演講才能對於中國來說,不但多餘,而且還常常是有害的。因為“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因此,千年中國遵循“寧可亂吃,不可亂說”的古訓,雖然也有“病從口入”一說,但是,亂吃頂多吃出個病來,而亂說可就有牢獄之災,甚至殺頭株連九族之罪。
逢人且說三分話,其意思就是話只說三分。說三分話的人,就有七分城府,如是只說二分話,則有八分城府,而從來一聲不吭的人,就城府十足了。在中國城府深淺,常常就看其說話的多少,特別是在公共場合說話的多少。中國社會官場險惡,人際關係複雜。處處充滿機心玄奧,一不小心就被人告了密,再一不小心就進了監獄,甚而至於掉了腦袋。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如此險惡,你能不小心嗎?誰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與一世英名開玩笑。畢竟人只有此一生,失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了。因此,很有必要做到“未可全拋一片心”。
相比而言,老外就要簡單得多。他們人際關係也簡單,凡事按照規則辦,怎麼規定的,就怎樣辦,沒有什麼“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一說,都死板得很。法律就是法律,不可靈活處理,誰來都一樣。權力被死死盯梢著,動彈不得,因此,要亂用權力也不容易。這樣大家反而活得簡單容易了。要玩城府與機心,確實即使是美國總統也就相當於中國幼稚園大班的水準。無論當街啃一棵老玉米棒子的小布希,還是用腳搭住枰盤,以增加人家體重的壞小子奧巴馬,其實都是簡單直率的人。不高興,就立即滿面烏雲,高興起來滿面春風,興高采烈,手舞足蹈,由於過於年輕,嘴上沒毛,辦事不牢。
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交由這樣的人來治理,這要是在中國真是不敢想像。簡單、直率、豪放、粗淺的美國人,不但沒有什麼麻煩,相反,因為大家都簡單,反而省去了許多繁文縟節,每個人怎樣想就怎樣說,怎樣說也就怎樣做。做個議員,發表講話,還要作電視直播,生怕你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說話表態都是公開的,反對誰,支持誰,不贊同什麼,都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讓他的選民聽清看清,因為大家都忙,沒有時間聽你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更沒有時間與心思去分析聖人與偉人的微言大義。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完事大家還要忙活。這就是美國人的生存方式。
可是,中國人呢?魯迅曾經概括得非常好。他在其文《世故三昧》一文中說中國:“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還說:“與名流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魯迅還說,在中國複雜的地方就在於,有人只說不做,有人只做不說;有人這樣說,卻那樣做;有人那樣做,卻這樣說,還有人這樣做,竟然也就這樣說的。情況非常複雜。因此,在中國,學會做人簡直是每個出生在中國的人的首要任務,不會做人,就不會有事做,更不會有官做,不會做人,常常就像李斯看到的偷吃點茅廁糞便還要倉惶逃遁的老鼠,而會做人的人,則如在滿滿的官倉裡的碩鼠,大搖大擺,旁若無人地吃著糧食穀物。而會不會做人,有時全靠嘴一張,舌頭是軟的,向左卷與向右卷都可以的,關鍵是看哪邊油水多。在中國做人難,難就難在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當說不說,叫失語;不當說卻說了,叫失言。話語是銀,沉默是金是不錯的,但是關鍵在於你是不是善於把握住這個分寸。
最後還是借用《增廣賢文》中的句子來結束本文:“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傾。”不過過於迂回曲折了點,最頂用的還是這句,我根據中國現實的經驗作了一些改動:“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中國,人與人之間時時刻刻簡直處於戰爭狀態,做人做事豈有不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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