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父母，我們該不該鼓勵我們的子女當工程師呢？或許，該這麼問我們的孩子：你想當愛迪生嗎？你想當萊特兄弟嗎？你喜歡發明什麼嗎？最重要的是，你想做什麼？
眼前這位優秀的台灣工程師，穿著T-shirt、牛仔褲，上班時間，還能和我坐在十七度Ｃ的加州陽光下，喝咖啡閒談人生。
他三十五歲，台北市光復國小、建中、台大電機系畢業。因為家庭經濟並不優渥，從沒想過出國念書，但他對學歷有種奇怪的使命感，覺得知識上一定要追求到巔峰極限，一定得讀博士。他原本計畫在台灣讀博士。
「誰說出國唸書要花錢？準備機票錢就好，去申請獎學金，」他的台大電機所指導老師馮世邁反問他。
「喔，可是，可是我英文不好，」他答。
「就是英文不好才要出國念書，」馮老師還真是當頭棒喝。
就這樣，在台北市光復南路長大的陳俊仰，開始了留學路，順利拿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加州理工學院博士。
他畢業那年，二○○九年，正值大蕭條。與他博士專攻的信號處理相關的工作幾乎全部停止招聘。但，軟體相關工作較不受景氣影響。他只好開始面試軟體業的職位。由硬體轉軟體，並不簡單。經過幾次面試失敗，他開始自學演算法、大量練習程式，之後他面試上了幾家公司，包括微軟，他最後選擇加入剛成立五年的臉書。
和台灣的兩百萬工程師相比，陳俊仰留在矽谷，真是明智的決定。
首先，他工作生活平衡。他每天工作從早上十點到晚上七點。「這樣在美國算是很長的工時了」，他笑著對我說。我一位好朋友在科技業八年了，每天都十一、二點才到家。而且臉書待遇優渥，根據網站glassdoor.com的統計資料，臉書資深工程師的平均年薪是14萬美元。
更令我羨慕的是，他滿懷熱情。
他告訴我，他剛到臉書第一年，就加入資料基礎建設（data infrastructure）小組，負責臉書後端資料的儲存與計算。臉書資料儲存量超過100PB，等於是美國郵局二十年來遞送的信件總和。資料大到必須用平行計算：要從幾百個硬碟裡讀資料出來，在幾百台電腦上計算後，再寫到幾百個硬碟裡。他進臉書後第一年，用了他在博士期間學到的錯誤更正碼技術，改進了儲存的效率，讓資料儲存減去幾乎一半，還提高資料的容錯能力。他現在則負責Graph Search的搜尋結果最佳化。
你寫的程式，馬上有幾億人用！」他快樂之情溢於言表。
我想，他重新找到了心之所向。
我想到了和陳俊仰同期的台灣華碩、宏達電、聯發科的工程師們，失去了員工分紅配股制，錯過了成長的黃金年代，聯發科千萬分紅變百萬，華碩、和碩的績效獎金常被員工戲稱「激怒獎金」。金錢之外，日夜打拼，台灣兩百萬工程師到底為何而戰？
其實，陳俊仰念博士時，還是想回台灣工作。畢竟，家人都在這。但想到台灣工程師的「爆肝文化」，台灣老闆們「一人當兩人用」的成本思維，想要做軟體、想要創新、想要樂在工作的陳俊仰就猶豫再三。
他的兩個女兒，一個兩歲、一個四個月大，周末總是全家去加州的動物園、博物館，幸福點點滴滴累積。但這並不代表他沒生產力。他每天寫的搜尋最佳化程式，可能比我工程師好友每天debug到三更半夜、孜孜矻矻研究如何讓手機更省電一點的經濟效益還高。
為什麼？
我想，「熱情」可能是一個老掉牙、卻最真切的答案。
坐上時光機。
香港難民窟出身的林百里，二十三歲時，第一份工作在三愛電子設計電子計算機，親手焊接計算機。他和溫世仁在台大電機所設計第一台電腦時，一定沒想過日後的廣達將是筆電之王。
彰化鹿港公務員之子施崇棠，二十七歲時，第一份工作在宏碁小公寓的二樓用電風扇紙箱當桌子，寫微處理器宣傳單。沒人料到，當初第一次去美國就是去拉斯維加斯CES展的施崇棠，會率領華碩在主機板擊退英特爾，帶著華碩進入全球筆電前三強。
屏東農家之子蔡明介，二十三歲時，第一份工作在高雄加工出口區通用電子擔任測試工程師。盯著示波器，看著產品是否包裝好，裝配好的產品是否壞掉。他二十七歲，考取工研院計畫，赴美國紐約RCA學習IC設計。誰想的到，三十多年後，聯發科技把德儀、英飛凌殺得片甲不留，挑戰高通的龍頭地位。
林百里、施崇棠、蔡明介，採訪談話間，都以工程師自豪。三十年多前的一介工程師，今日的科技企業家。他們仍追尋心之所向。
最近台灣科技業士氣低迷。身邊工程師朋友都說，不要自己孩子長大做工程師，太辛苦。
林百里說過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覺得I made something for the world，每天都很高興，那獲利有高有低沒有關係，反正都會成長。成長，最重要的是做一些新東西，engineer還是做新東西。人家很欣賞我做的新東西，這就好了，」他說。
身為父母，我們該不該鼓勵我們的子女當工程師呢？或許，該這麼問我們的孩子：你想當愛迪生嗎？你想當萊特兄弟嗎？你喜歡發明什麼嗎?最重要的是，你想做什麼？
我不曉得，未來台灣科技業是否仍是年輕學子的工作首選。但我很確定，未來的台灣科技面貌，將由這一代年輕工程師心底的渴望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