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美國正投入一場危險的大規模實驗。社交距離限制已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但距控制住疫情還差得遠，然而各州已不顧流行病學家的警告，紛紛重啟經濟，迫不及待要把商業活動推回常軌。


鑒於此，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拋出一個問題：若是促進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會要你的命，那麼拚經濟有什麼用？

克魯曼指出，自美國總統川普以下，政治人物倉卒解除社交距離限制，口口聲聲說這是「救經濟」的必要舉措，但卻對這種情況下重啟經濟可能須付出的代價隻字未提。

克魯曼認為，在疫情期間如此思考經濟政策，是很糟糕的。

先回頭檢視「經濟」的目的。若以為經濟只是為「產生收入好讓民眾能購物」，這是對經濟的誤解。克魯曼說，金錢不是終極目標，只是達成目標的工具，最終目的是要改善生活品質。

金錢固然重要，畢竟所得與生活滿意度顯然有關聯。但金錢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就生活品質而言，先求「不死」，更是關鍵。

克魯曼說，一旦把「不死」的價值列入計算，那麼匆忙重啟經濟，就似乎是個壞主意。

雖說人命無價，世人總是在估計人命損失的代價。美國花費巨資改善公路安全，仍不足以杜絕所有可預防的致命交通事故；監管企業防範環境汙染也得花錢，但法規卻不夠嚴，不足以消除所有因環境汙染導致的死亡。

事實上，以往的運輸和環境政策，都明顯參酌「生命統計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估計數據。目前的估計數值大約是1000萬美元。

考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集中在年長者，且這些人的預期餘命低於平均值，或許可把估值降低一些，比方說降到500萬美元。算一算便知，實施社交距離限制雖衝擊了GDP，仍然是值得的。

以上是兩項研究報告做出的結論。這些報告估計社交距離的成本與效益，把生命價值也列入計算。事實上，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估計，封鎖措施若是提早一周實施，本可在3月初之前挽救3.6萬條人命。粗略估算得知，封鎖令早一點實施的利益，至少是GDP損失值的五倍。

當然，疫情預測具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正因這個緣故，需要更加謹慎，而不是鬆懈戒心。太晚重啟，金錢損失會更多；太早重啟，則會冒著疫情捲土重來的風險，而第二波感染潮若湧現，不只會造成更多人喪命，或許也會導致第二波、甚至代價更高昂的封鎖行動。

然而，川普政府並未設法以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作為力促經濟重啟的理由；白宮反而把專家警告重啟風險指控為「反川普總統的陰謀」；川普本人也對那份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嗤之以鼻，直言「哥倫比亞是自由派、不名譽的機構」。

克魯曼質疑，若川普政府果真在乎經濟，即使是迫切推動重啟經濟者，也理應呼籲民眾繼續戴上口罩，畢竟這是抑制病毒傳染一種低成本的方式；然而，他們卻選擇掀起一場文化戰，反對這麼理所當然的預防措施，唯恐口罩會提醒民眾病毒仍在四周揮之不去。

簡單說：川普一幫人不願民眾戴口罩，但希望民眾戴上眼罩。好像堅信新冠疫情不再是個威脅，就會以某種魔法念力讓疫情消失不見似的。

這場危險實驗的結果會是如何？克魯曼表示，疫情發展難測，川普或許會很幸運，迅速恢復商業活動可能不會導致許多人死亡；但結果也可能不是如此，因為催促重啟經濟只是奠基於執拗的無知。